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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澳门文学的简介澳门特区旅游安全吗澳门的资料有哪些一、澳门文学的简介“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 本文目录
一、澳门文学的简介
“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面向其文学的现实以及考察具体的研究视野，便会发现“澳门文学”一直是一个不断处于建构和争议状态的概念，而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下的身份意识、形象确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归纳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显然，对于一个特定概念的界定，仅通过一篇文章的阐述是无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发展、变化的特质，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开并成为具体的话题，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回顾“澳门文学”的生成、发展、确认等系列问题，呈现其概念辨析的意义与价值。
自1984年3月，港澳诗人韩牧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引起澳门文化人士广泛的共鸣，“澳门文学”的概念便成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历史地看，“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70年代中葡建交、双方共同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背景紧密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契机，澳门知识精英渴望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迈上新台阶、凸显自我形象，更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1986年1月1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发表了澳门学者郑炜明的文章《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该文在界定澳门文学时曾提出“下列五项标准”：“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上述五项标准由于没有提及作品的语言使用和起止时限，故笼统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门的“本土视野”和语言使用等问题，则其第4条值得商榷，第5条更是存有争议。此后郑氏又分别于1991、1993年发表文章《澳门文学的定义》、《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①，逐步修正其“澳门文学”的概念。在这种修正中，郑炜明曾调整阐释“澳门文学”的角度并综合“（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内容；（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②然而，对比郑氏前后两次关于“澳门文学”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来的“修正”其实只是对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简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修正”后“澳门文学”的第二项确认标准仍然只以“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未免失之准确。由此推究郑炜明先生在80年代就着手总结的“澳门文学”概念，或许本就为学术研究和史料发掘、整理而来，故此，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标准。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兼作家的张志和在随即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中回应了“澳门文学”的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显然，张志和的“澳门文学”概念注重的是与澳门文学实践的相关性，其强调澳门文学作家应有的身份意识、主体关怀。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文学”概念在诞生阶段带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质。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提法及其延伸都为后来人们更为深入思考“澳门文学”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从80年代“澳门文学”概念的出场，可以明显感到“澳门文学”的形象建构一直隐含着鲜明的时代性焦虑。如果说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使澳门步入其政治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学上面对回归的趋势显然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从韩牧所言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2]，其实不难看出“澳门文学”在概念层面上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然而，渴望、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何况对于“澳门文学”来说自其出场之日起就需面对史料发掘、把握现实和面向未来三方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过程。结合80至90年代，“澳门文学”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澳门文学’是否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之类的话题，人们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门文学在确定其内涵和边界时一直存有争议性的分歧。应当说，澳门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上汉语、葡语创作共存的复杂性等等，都使澳门文学在具有东西方交融特点的同时，难以在短时期内厘定其内涵。然而，“澳门文学”概念以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却反映了澳门文化界对于时代、身份的吁求，同时，它也充分显示了澳门人在新形势下建构自我形象、边缘发声的自信心，这一点就长远看来，自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澳门文学”的概念认知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一些特定的现象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争议。以（一）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确认；（二）“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为例：第一，经澳门、内地诸位学者（如澳门学者郑炜明、施议对；内地学者徐朔方、潘亚暾、刘登翰等）的多方考证，后为《澳门百科全书》“汤显祖”词条收录：1591年，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将澳门文学的最早记录上溯至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自然带有明显的正本清源意识。不过，这一符合史实和中国文学“源流”考察逻辑的看法在80、90年代，却由于部分学者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及接受韩国学者李德超的“澳门之中国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将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视为“植入”文学，进而力图重新划定“澳门文学”的边界。然而，无论是那种着眼于澳门本土文学视野而将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源流的看法，还是因内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门之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都忽视了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古代和现代”认识“澳门文学”的视角。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文人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虽以外来“植入”的方式而无法成为澳门的“本土文学”，但从澳门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澳门文学的“源”与自身的“流”其实都属于中国文学。何况，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以整体的“源”丰富不同区域的“流”的现象也绝非少见。因此，对于澳门文学源流的探究其实涉及到了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阶段划分的问题：对于古代、近代内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澳门的古代、近代文学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纪因战争而催生的澳门“本土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命名为澳门新文学或曰澳门现代文学。至于“澳门之中国文学”以及“植入”的说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观上揭示澳门文学的本源和自身的区域性，却为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第二，关于“澳门华文文学”是“澳门文学”自然毫无争议，但能否说“澳门文学”就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提问显然涉及到了应当如何认识居住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即“土生文学”）的问题。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澳门“土生文学”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从诸如汪春的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来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3]“土生人”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澳门的居住者，在语言、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可以讲地道的粤语，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是一个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创作从多方面反映澳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特点。不过，由于澳门“土生作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及交汇处，很难秉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矛盾的状态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从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可知：“土生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趋于一致。正如饶芃子在《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 [4]饶先生在承认语言差异的前提下，将“土生文学”视为“澳门文学”显然是依据了生活地域、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创作实际等堪称澳门文学实际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这种思路同样也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及确证其概念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外，“澳门文学”还包含“离岸文学”的问题。所谓“离岸文学”是指到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作品的现象，而与之相关的“离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者。“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 [5]，所以，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间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进而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及“离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离岸文学”由于作家身份、创作经历等自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纳入到“澳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离岸文学”为“澳门文学”过程中所持的标准其实已再次触及厘定“澳门文学”概念过程中潜在的原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澳门文学”概念的各种说法，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然而，展开后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而使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澳门文学”在观念与实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门文化历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则反映了人文学科命名的隐蔽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6]而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澳门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言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的看法。1999年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概念与此前同一概念（特别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至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的“过渡期”）之间的某些差异，其实已说明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会为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和生产的特性，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澳门这一特殊区域文学的命名，或许只有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才能适时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即使笼统而言，“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至少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其中，澳门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无疑是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使汉语写作和中国作家占据主流。与中国文学的背景相比，澳门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其实是一个涉及“本土性”与“当代性”的话题。“澳门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视野中存有“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由澳门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的。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概念的确认也必须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实际。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澳门文学历来存在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样的现实使“澳门文学”在具体指涉上常常存有顾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倾向。因此，最终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确认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
对于在确定“澳门文学”范畴过程中的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现象，比如：英国20世纪著名诗人奥登来到澳门旅游，写过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凤凰花》等，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虽会在澳门文学史的书写上留下灿烂的一笔甚至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但却并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创作主题并不是确认某一区域文学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当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它应当有“宽容”的底线，但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方面，内地学者杨匡汉在“澳门文学是在离岸的领地里迎着风涛生长的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宽容的原则”，即“（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④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如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考察那些在“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从而实现了一种概念分层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7]
事实上，结合张剑桦的论文《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对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饶芃子《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等著述观点的认可，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概念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谓“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⑤的观点，其实已表明“澳门文学”概念的确定需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需要不断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渴望确立一种绝对权威、广泛认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当然，从“回归”的视野看待“澳门文学”，由于文学新起点的确立、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历史的自然延伸，“澳门文学”在认知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以“澳门作家身份”、“汉语写作”、“创作实绩”等角度来理解的“时代性”特征。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澳门文化界已开始着手通过文学实绩的累积缓解“澳门文学”及其文化形象的焦虑，而近年来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澳门研究丛书”（12卷）、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下一批由内地联合展开的项目，更可以作为回归后澳门文化界努力建构“澳门文学”新形象的例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澳门文学”的概念会在时间增长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经为确立“澳门文学”概念而进行的努力和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识：本文的撰写，得益于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持、龙扬志博士后参与的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课题“近十年澳门报纸副刊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启发，特此说明。
①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及收录于《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题目收录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杨匡汉：《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门笔会上的一次讲演，曾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录于《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张志和：《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29日。
[2]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日报》“镜海”，1984年4月12日。
[3]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63页。
[4]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6期。
[5]钱虹：《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6]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1期。
[7]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33页。
二、澳门特区旅游安全吗
目前很多国家仍然维持入境限制，允许部分人士入境，但一般都不包括以旅游为目的入境的人士。不同于留学、工作、商务出差等目的，旅游目前还是视为“非必要的旅行”，仍被大部分国家限制，我国也提倡“非必要，不旅行”，也是为了外防输入。
一些喜欢出境旅游的人员，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本号后台也收到了很多咨询，但出境旅游目前看来还不太现实。在此我们建议，如果你的旅游之心还蠢蠢欲动，按捺不住，个人觉得去澳门特区旅游会是“出境游”非常好的替代方案。原因如下：
目前内地低风险地区人员入境澳门免隔离：只要过去14天身处内地，过去21天没有去过国外及香港特区，入境澳门就不用隔离，只要有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扫码填写一个澳门码健康码就可以了。
目前内地大部分地区都是低风险，只有近期出现疫情的地方才会被澳门特区“区别对待”，比如说近期的云南省瑞丽市。之前广东省出现疫情也是如此，清零之后，澳门特区马上又恢复了粤澳的入境措施，所以相信瑞丽市后续如果清零，也会再次被澳门特区列为低风险地区。
我们知道目前从国外回来，入境中国现在都需要14+7或14+14的隔离，但从澳门回内地，则无须隔离，所以去澳门旅游，出去和回来都是不用隔离的，这才是真正的旅游。如果旅游还要隔离，那体验感就太差了。
有些国家，虽然现在中国公民可以去旅游，但实际真正去旅游的应该没有。比如：
希腊：虽然吸引中国游客过去，但上海希腊领馆签发的申根签证只能在希腊旅游。
新加坡：虽然目前中国公民也可以过去，但程序也有一些杂，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和准备，具体可以参考之前文章：中国公民入境新加坡各个流程的详细介绍
泰国：一直宣传普吉岛，苏梅岛开放旅游，但实际中国和普吉岛目前还没有直航的航班。即使有，去的话也要求打疫苗，做核酸检测，也要办理签证和入境许可，要入住预订的酒店，也要买保险，没有中介帮你操作，普通人自己怕搞不定。
最关键的是，旅游回来后，按我国的防疫规则，你需要在我国驻外领馆指定的检测机构去做“双清检测”，再向中国驻外领馆申请绿色健康码，只有拿到绿色健康龙码，才能登机回国。回国后再接受14+7或14+14的隔离。
如果只是出国旅游，那这种旅游体验就太差了。
据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截止7月5日，澳门从未出现新冠肺炎病毒社区传播，已连续463天无本地病例报告（包括无症状者）。澳门特区7月19日也发布：上周五、六（7月16及17日），分别有3.3万和3.2万多人入次入境澳门，入境旅客回升趋势明显。7月1日至15日酒店平均入住率达52.1%，较6月的43.7%上升了8.4%。
其它国家呢，再以泰国为例，据泰国头条新闻社报道：
目前泰国国内疫情现在每日新增病例过万、13府封锁，但是泰旅局依旧不会认输，仍旧定下今年吸引300万外国游客来泰旅游、国内旅客旅游人次数为9000万-1亿人次、旅游创收8500亿泰铢。另外，7月1日-18日期间普吉共接待8377名普吉沙盒计划游客，并发现16名感染患者。
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去普吉岛，你也不敢去，不能去。另外像希腊，因为7月1日后，持欧盟疫苗证书的人员可以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但希腊旅游能说百分百安全吗？毕竟西方人士有时候“太自由”了。
内地人士赴澳门需要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简称“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又分自由行签注和团体签注），疫情之初，港澳通行证和签注暂停办理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很快就又恢复了。
如果你已经有“港澳通行证”（目前都是卡片式，像身份证那样）:只要通行证还在有效期内，那么你可以拿着“通行证”到当地出入境处，在自助机器上自行操作即可，机器会将过期的旧签注擦除，打上新的签注，很方便。
如果你没有“港澳通行证”和“签注”或是过期了，那么可以自行预约前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现在办理也非常方便。
相比去国外，和从国外回来，目前航空仍维持限制，航班少，机票贵，同机乘坐人员，你不知道哪个是安全的，感染风险大。而去澳门机票便宜，动车也方便，携带小孩旅游也问题不大。
目前内地人士赴澳门，要么坐飞机，要么从陆路口岸入关。坐飞机的话，有往返机票就好，现在无论是自由行签注或团体签注，都可以直飞澳门了。通过陆路口岸入关，珠海的横琴口岸入关也很快，自助入关5分钟就够多了，此处不再详述。
澳门的风景和地位，值得一去。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目前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每个中国人有生之年，有机会都应该去看看。所谓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港澳也会有点遗憾。风景或旅游攻略，上网查查很容易就找到了。
三、澳门的资料有哪些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岸，毗邻广东省，与香港特区相距60公里，距离广州145公里。澳门由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岛三地组成，经过长期不断填海，整个澳门总面积达32.9平方公里，其中澳门半岛9.3平方公里、氹仔7.9平方公里、路环7.6平方公里、路氹填海区6平方公里、新城A区及港珠澳大桥区域2.1平方公里。
澳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潮湿，秋季晴朗清爽，冬季少雨，全年温差较大，5月至10月的气温可高达30℃以上，12月至次年2月则可低至10℃以下。
截至2019年底，澳门人口总数为67.96万，其中常住人口48.31万，外地雇员19.65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7万人。
澳门是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中央与澳门特区关系的基本原则为“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是中国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澳门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基本法》的效力来自《宪法》，《宪法》的内容通过《基本法》在澳门特区实施。
根据中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行使的宪制权力包括：对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对基本法的制定和修改权、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对特区立法的监督权、宣布紧急状态权、防务权、外交权及行政管理权等。特区政府享受的权力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依照基本法授权自行处理对外事务及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
澳门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行政长官在特区政权构架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每届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现任行政长官是贺一诚，于2019年12月20日就任。行政长官下辖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和运输工务司。5个司及其相关下属部门负责执行法例和政策，为市民提供直接服务。
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几百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澳门成为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和进行贸易的权利；1553年，葡萄牙人上岸居住，并于1557年起在澳门定居；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于1851年和1864年先后侵占凼仔岛和路环岛。
1887年，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北京条约》，塞进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声明澳门是中国领土，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2005年7月15日，澳门历史城区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堂区”作为行政区划单位，澳门有七个堂区和一个无堂区划分区域。但“堂区”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建置，不具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澳门半岛风顺堂区。
澳门存在前泥盆纪和泥盆纪地层，野外所见的沉积岩出露于路环岛石排湾之南的半山公路上，呈狭长带状，氹仔北部出露有粘土质砂岩或泥质砂岩。澳门的第四系包括冲积层、海积层、残坡积层、崩积物和人工堆积物等，大都位于地表，覆盖于本区大部分基岩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