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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门文学的简介
“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面向其文学的现实以及考察具体的研究视野，便会发现“澳门文学”一直是一个不断处于建构和争议状态的概念，而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下的身份意识、形象确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归纳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显然，对于一个特定概念的界定，仅通过一篇文章的阐述是无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发展、变化的特质，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开并成为具体的话题，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回顾“澳门文学”的生成、发展、确认等系列问题，呈现其概念辨析的意义与价值。
自1984年3月，港澳诗人韩牧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引起澳门文化人士广泛的共鸣，“澳门文学”的概念便成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历史地看，“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70年代中葡建交、双方共同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背景紧密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契机，澳门知识精英渴望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迈上新台阶、凸显自我形象，更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1986年1月1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发表了澳门学者郑炜明的文章《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该文在界定澳门文学时曾提出“下列五项标准”：“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上述五项标准由于没有提及作品的语言使用和起止时限，故笼统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门的“本土视野”和语言使用等问题，则其第4条值得商榷，第5条更是存有争议。此后郑氏又分别于1991、1993年发表文章《澳门文学的定义》、《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①，逐步修正其“澳门文学”的概念。在这种修正中，郑炜明曾调整阐释“澳门文学”的角度并综合“（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内容；（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②然而，对比郑氏前后两次关于“澳门文学”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来的“修正”其实只是对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简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修正”后“澳门文学”的第二项确认标准仍然只以“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未免失之准确。由此推究郑炜明先生在80年代就着手总结的“澳门文学”概念，或许本就为学术研究和史料发掘、整理而来，故此，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标准。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兼作家的张志和在随即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中回应了“澳门文学”的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显然，张志和的“澳门文学”概念注重的是与澳门文学实践的相关性，其强调澳门文学作家应有的身份意识、主体关怀。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文学”概念在诞生阶段带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质。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提法及其延伸都为后来人们更为深入思考“澳门文学”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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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澳门文学”概念的出场，可以明显感到“澳门文学”的形象建构一直隐含着鲜明的时代性焦虑。如果说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使澳门步入其政治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学上面对回归的趋势显然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从韩牧所言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2]，其实不难看出“澳门文学”在概念层面上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然而，渴望、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何况对于“澳门文学”来说自其出场之日起就需面对史料发掘、把握现实和面向未来三方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过程。结合80至90年代，“澳门文学”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澳门文学’是否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之类的话题，人们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门文学在确定其内涵和边界时一直存有争议性的分歧。应当说，澳门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上汉语、葡语创作共存的复杂性等等，都使澳门文学在具有东西方交融特点的同时，难以在短时期内厘定其内涵。然而，“澳门文学”概念以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却反映了澳门文化界对于时代、身份的吁求，同时，它也充分显示了澳门人在新形势下建构自我形象、边缘发声的自信心，这一点就长远看来，自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澳门文学”的概念认知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一些特定的现象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争议。以（一）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确认；（二）“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为例：第一，经澳门、内地诸位学者（如澳门学者郑炜明、施议对；内地学者徐朔方、潘亚暾、刘登翰等）的多方考证，后为《澳门百科全书》“汤显祖”词条收录：1591年，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将澳门文学的最早记录上溯至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自然带有明显的正本清源意识。不过，这一符合史实和中国文学“源流”考察逻辑的看法在80、90年代，却由于部分学者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及接受韩国学者李德超的“澳门之中国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将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视为“植入”文学，进而力图重新划定“澳门文学”的边界。然而，无论是那种着眼于澳门本土文学视野而将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源流的看法，还是因内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门之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都忽视了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古代和现代”认识“澳门文学”的视角。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文人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虽以外来“植入”的方式而无法成为澳门的“本土文学”，但从澳门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澳门文学的“源”与自身的“流”其实都属于中国文学。何况，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以整体的“源”丰富不同区域的“流”的现象也绝非少见。因此，对于澳门文学源流的探究其实涉及到了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阶段划分的问题：对于古代、近代内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澳门的古代、近代文学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纪因战争而催生的澳门“本土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命名为澳门新文学或曰澳门现代文学。至于“澳门之中国文学”以及“植入”的说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观上揭示澳门文学的本源和自身的区域性，却为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第二，关于“澳门华文文学”是“澳门文学”自然毫无争议，但能否说“澳门文学”就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提问显然涉及到了应当如何认识居住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即“土生文学”）的问题。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澳门“土生文学”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从诸如汪春的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来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3]“土生人”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澳门的居住者，在语言、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可以讲地道的粤语，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是一个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创作从多方面反映澳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特点。不过，由于澳门“土生作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及交汇处，很难秉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矛盾的状态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从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可知：“土生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趋于一致。正如饶芃子在《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 [4]饶先生在承认语言差异的前提下，将“土生文学”视为“澳门文学”显然是依据了生活地域、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创作实际等堪称澳门文学实际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这种思路同样也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及确证其概念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外，“澳门文学”还包含“离岸文学”的问题。所谓“离岸文学”是指到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作品的现象，而与之相关的“离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者。“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 [5]，所以，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间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进而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及“离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离岸文学”由于作家身份、创作经历等自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纳入到“澳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离岸文学”为“澳门文学”过程中所持的标准其实已再次触及厘定“澳门文学”概念过程中潜在的原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澳门文学”概念的各种说法，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然而，展开后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而使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澳门文学”在观念与实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门文化历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则反映了人文学科命名的隐蔽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6]而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澳门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言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的看法。1999年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概念与此前同一概念（特别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至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的“过渡期”）之间的某些差异，其实已说明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会为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和生产的特性，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澳门这一特殊区域文学的命名，或许只有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才能适时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即使笼统而言，“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至少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其中，澳门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无疑是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使汉语写作和中国作家占据主流。与中国文学的背景相比，澳门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其实是一个涉及“本土性”与“当代性”的话题。“澳门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视野中存有“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由澳门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的。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概念的确认也必须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实际。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澳门文学历来存在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样的现实使“澳门文学”在具体指涉上常常存有顾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倾向。因此，最终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确认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
对于在确定“澳门文学”范畴过程中的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现象，比如：英国20世纪著名诗人奥登来到澳门旅游，写过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凤凰花》等，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虽会在澳门文学史的书写上留下灿烂的一笔甚至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但却并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创作主题并不是确认某一区域文学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当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它应当有“宽容”的底线，但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方面，内地学者杨匡汉在“澳门文学是在离岸的领地里迎着风涛生长的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宽容的原则”，即“（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④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如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考察那些在“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从而实现了一种概念分层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7]
事实上，结合张剑桦的论文《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对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饶芃子《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等著述观点的认可，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概念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谓“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⑤的观点，其实已表明“澳门文学”概念的确定需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需要不断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渴望确立一种绝对权威、广泛认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当然，从“回归”的视野看待“澳门文学”，由于文学新起点的确立、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历史的自然延伸，“澳门文学”在认知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以“澳门作家身份”、“汉语写作”、“创作实绩”等角度来理解的“时代性”特征。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澳门文化界已开始着手通过文学实绩的累积缓解“澳门文学”及其文化形象的焦虑，而近年来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澳门研究丛书”（12卷）、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下一批由内地联合展开的项目，更可以作为回归后澳门文化界努力建构“澳门文学”新形象的例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澳门文学”的概念会在时间增长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经为确立“澳门文学”概念而进行的努力和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识：本文的撰写，得益于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持、龙扬志博士后参与的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课题“近十年澳门报纸副刊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启发，特此说明。
①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及收录于《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题目收录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杨匡汉：《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门笔会上的一次讲演，曾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录于《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张志和：《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29日。
[2]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日报》“镜海”，1984年4月12日。
[3]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63页。
[4]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6期。
[5]钱虹：《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6]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1期。
[7]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33页。
二、旅游管理论文
随着旅游教育的不断发展，实践教学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越发凸显，实践教学是培养旅游管理专业人才职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教学方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旅游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旅游管理论文范文一：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摘要：近年来国内旅游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旅游业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渐历经了起步、发展以及深化这三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业的现代化发展，对于第三产业的持续稳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内旅游行业的发展也开始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对于旅游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本文从当前旅游管理体制现状入手，针对旅游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措施，以期能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旅游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性行业，属于我国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内旅游景点建设项目逐渐增多，旅游人数也越来越多。在整个旅游行业看似欣欣向荣的发展状态下，其管理体制却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大背景之下，对目前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创新，对于促进旅游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缺乏宏观管理。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关注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旅游业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大部分部门、单位都创办了旅游交通、餐饮等企业，但是这类企业的人事权、产权分别属于不同的投资单位，可以说每一个旅行社都归属于不同的系统。这样一来，造成国内旅游系统复杂，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客源不足的季节和整体市场低迷期，各个旅游企业之间容易存在跌价竞争的现象，导致市场更加混乱，行业内部矛盾比较尖锐。对旅游管理机构来说，不具有建设审批权，无法使用宏观调控手段，从而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二)相关政策法规有待完善。对旅游管理体制来说，根据目前社会发展对旅游的需求，旅游管理体制也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中，但是却很少涉及到政策法规层面，还是沿用过去的政策法规制度。根据现阶段旅游管理的实际情况来说，一些不法商家和犯罪分子利用政策法规漏洞，在旅游行业中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旅游市场秩序，同时还损害了旅客的实际利益。
(三)旅游管理体制不完善。由于旅游行业是特殊性行业，且和其他相关行业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与交通、餐饮以及住宿等紧密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服务行业也得到了高速发展，很多部门都和旅游业存在直接的经济联系。但是针对这些联系行业，并没有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一部分旅行社为了吸引游客，采取恶劣的市场竞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游客的合法利益，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
(四)旅游业产业结构失衡。现阶段国内旅游商品开发还比较落后，而旅游商品属于旅游经济的关键来源，其特点是效益高、成本低，且劳动密集度较大，有助于推动传统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因为旅游商品生产销售管理不协调的问题，造成旅游商品一直以来都处在自发状态，加之旅游产品种类相对单一，缺乏创新能力，同时在商品的包装和运输环节都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够真正发挥出旅游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交通业的发展不能跟上旅游行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导致旅游产业结构失衡。
一方面，国家旅游局、旅游协会、工商局、交通运输局、文物管理局等应该共同携手建立一套全国性旅游管理体系，对全国旅游市场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对旅游事业整体发展制定总方案，并拟定相关规章及政策;密切监管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调节各个管理部门之间关系，化解内部矛盾;制定并实施国内、国外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加强宣传，增前我国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对国内旅游人才的培养力度，全面推动旅游行业发展脚步。另一方面，是对地方性旅游管理机构进行全面完善。一些地方旅游管理机构应积极学习并借鉴省级、市级试点旅游管理经验，再与自身发展特点进行结合，制定出适合本地旅游发展的管理方案。由省级旅游管理相关主任及负责人共同设立旅游管理委员会，作为该区域内旅游业最高综合管理协调部门，并且在其下设各职能处室，协调各市、各部门之间关系。
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政府部门在旅游行业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发挥的职能也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职能作用，提升行业自律性，必然会成为未来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在当前的新环境之下，国家应当引导帮助旅游行业各部门按照自身发展情况设置旅游行业协会，逐渐将旅游行业和政府行政机关分离，依靠市场的调控作用确保旅游行业能够得以持续健康的发展。具体而言，国内旅游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通常来说包括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三项内容，而决策机构一般是旅游行业各个部门、各企业会员代表所构成的，其主要职能是审议和决定行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执行机构主要设置了理事会，由管理、经营以及服务三种机构构成，主要用于相关决策的落实;监督机构设置监事会，针对旅游行业内部和协会自身行使监督权。除开上述职能之外，各个地区旅游行业协会还必须要负起统领职责，第一时间向会员单位传达告知行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充分发挥出行业中介组织作用，结合行业具体需求组织进行各种旅游行业知识培训活动，强化与国内外同类组织的交流，推动旅游行业朝着国际化现代化发展。
和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注重企业的主导地位，旅游行业的发展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尽可能的发挥其在旅游业中的主导位置，不仅要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把旅游企业推向市场，给旅游企业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对于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作更多干涉，仅仅以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对旅游业进行监督指导;同时旅游企业必须结合市场发展规律来经营管理，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此一来才能够确保旅游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才能够最终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旅游企业还可以选择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对自身企业结构进行不断调整，构建跨区域的多种企业格局，比如说集团化的大型企业、专业化的中型企业以及网络化的小型企业，如此才能够增强国内旅游企业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闲散资金，进而构建多元化的市场运作机制。
在现代旅游管理活动中，公众占旅游管理的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成败，因此应当尽快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对旅游管理进行有效监督。
1、旅游管理部门在建立旅游发展规划和制定相关决策的过程中都必须事先给予公众知情权与提议权，从而保证公众主体地位的有效性。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应当确保公众能够充分发挥出监督权，对旅游管理活动实施监督。
2、要避免公众参与制度流于形式，不单单是公众对旅游管理意见的表达或者相关信息的了解，更关键的在于具体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实质性的参与。
3、为公众创造多样化的参与途径，不仅要有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例如说诉讼方式或者信访方式等，同时也应当提供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例如说公众能够依靠传媒方式或者其他志愿活动来参与其中。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以借助于咨询、调查或者评议活动来了解公众看法，进而对旅游管理制度实施全面的评估和判断，并及时调整。
总而言之，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其本身的发展，同时还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国内旅游行业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加之政府部门的支持等因素，都进一步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针对当前的旅游管理体制予以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在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的行为，积极吸取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积累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组建符合实际的行业协会。通过上述措施来保障我国旅游业的规范化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出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旅游管理论文范文二：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教学改革
摘要：近年来，大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辽宁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指标体系，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实践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学生创新意识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加强。旅游管理专业在未来的教学改革建设中，应该着力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凝练专业特色;完善师资队伍结构，打造教学团队;重视课题项目申报，提升科研水平;加强课程教材建设，丰富教学内容;建立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创新能力;强化综合素质教育，提高专业素养;实施专业奖励机制，促进教学改革;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加强质量监控。
关键词：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教学模式
1大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现状
1.1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完善专业培养计划
学院对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完成了2014级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及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使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方案更加合理和符合实际，课程教学大纲更加规范和具体，可执行性增强。
1.2以教学团队为引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专业负责人制度，在旅游管理专业内根据需要划分出三个团队：管理学团队、旅游规划开发教学团队、应用实践性课程团队。打造年龄、知识、学历、职称等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同时，不断采取加强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等多种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组织教师全部参加各级各类、形式多样的教师培训。积极联系旅游企业业界高层来校为师生开办讲座，增强学界与业界的联系，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1.3以培养目标为核心，塑造专业模式特色
突出新形势下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特色，将旅游休闲管理和会展旅游作为人才培养的特色方向。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外语能力和旅游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强化英语教学四年不间断，设置日语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学生到国际集团化经营企业和境外实习基地进行生产实习，建立“知识+能力+素质”为主线的教学体系，塑造“厚基础重应用、多元化强外语、高素质富能力”的专业特色，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1.4以教学改革为载体，促进课程教材建设
制定课程发展规划，以省、市、校各级精品视频课建设为目标，形成学科基础课程群、专业核心课程群、特色课程群。重点建设由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心理学、旅游管理学等课程组成的专业核心课程群。同时以教学改革立项为载体，在教学内容、方法、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将教材编写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相结合，以教材编写为载体，促进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提高和学科发展。
1.5以实习基地为平台，推动实践教学开展
强化实践教学，构建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教学管理，建立健全双向指导制度，加强校企协同创新合作，拓展实践教学基地类型，开辟旅游景区、旅行社、会展公司、展览中心、文博院馆、休闲娱乐中心、大型节庆活动组委会等教学实践基地。加强校内实习基地建设，与大连大学创想宾馆和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实训和实习活动。依托学校文科综合实验中心，建立多功能实训室、礼仪实训室等。与大连、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海南、澳门的高星级酒店、景区景点和旅行社等30多家旅游企业建立多层次实习就业一体化基地关系。
1.6以常规管理为基础，强化教学质量监控
充分发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督导组、学生信息员在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学院、教研室、学生三级管理网络，形成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和信息反馈系统。积极落实三级听课制度，执行《领导干部听课制度》;认真做好期初、期中和期末各项常规教学管理工作，通过严格执行教学计划、组织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学生评教和教师评学等工作，对各项教学活动加强管理和质量监控。
2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旅游管理专业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辽宁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指标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和薄弱环节，尚需要在今后的专业建设中予以解决。
旅游管理专业现有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不够合理，具有博士学位、行业经历的教师数量不足。着眼于旅游管理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的建设，需要继续引进若干品学兼优的青年博士，培养优秀的青年师资，加强师资队伍的梯队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现有教师博士学历培养。另外，因为旅游管理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2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需要深入
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需要深入如，精品课门类少，级别偏低;教学成果数量不多，缺少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教师发表教研论文的数量不足，省级以上教研项目与教研成果奖有待提高。教育教学改革还停留在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上，对专业建设的整体性研究及课程体系整体建设的研究还较少。
2.4实践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有待改善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含软件)生均值、生均专业纸质图书资料数量不足。必要的旅游管理专业纸质图书资料、专业电子图书资料需要采购;仿真模拟实训软件尚需采购。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的意识不强、参与比例不高。学生参加综合素质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3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建设的主要措施
3.1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凝练专业特色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对旅游人才的需求，不断对旅游人才培养实践进行探索和提升，人才培养立足大连、面向辽宁、辐射全国，完善“厚基础重应用、多元化强外语、高素质富能力”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建立“专业教学—校内实训—基地实习—服务社会”四个环节的社会化协同培养平台，构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3.2完善师资队伍结构，打造教学团队
通过实施“迎进来，派出去”战略，采取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的形式，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丰富行业实践经验，聘请客座教授、实践教学兼职教师，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加大青年博士的引进力度，加强现有教师博士学历培养，通过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提高教师博士比例，改善师资队伍结构。
3.3重视课题项目申报，提升科研水平
以科研促进教学，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积极撰写学术论文，向国内外的期刊，尤其是高水平的核心期刊投稿。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研究，申报不同级别的课题立项，尤其是要实现国家级课题的突破。打造科研团队，提升科研水平，增强科研实力。
3.4加强课程教材建设，丰富教学内容
深化教学改革，尝试实行MOOC、翻转课堂、案例教学、情景式教学等教学方法。确立与现代旅游相适应的教学标准，形成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课程体系。课内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积极推进双语教学，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
3.5建立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创新能力
在建立实习就业一体化基地和为学生搭建专业实践平台方面，积极与旅游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设高层次、多元化的境内外实习就业基地。鼓励专任教师必须自己先走出去，深入行业实践，同时，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精英、兼职教师请进来。合理安排校外实习，为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基础;推进创新与创业教育。
3.6强化综合素质教育，提高专业素养
不断拓展双语课程教学，推进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进程;积极探索与实施研究型教学方式，突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探索通过开设研讨课程等方式，开拓学生视野。加大对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及参与科研项目学生比例和参加综合素质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7实施专业奖励机制，促进教学改革
继续实施专业建设奖励方案，鼓励教师注重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研究与探索，凝练教学特色，为在今后全面实施研究性教学与实践性相结合打下基础。
3.8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加强质量监控
建立健全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教学质量监控，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效能和效率，充分调动专业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
2.旅游管理论文:旅游精细化发展之初探
三、旅游行业最新态势分析
1、下面是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你可以引用邵局长的内容来做这个可行性报告和市场调查。
2、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07年全国旅游工作，研究部署2008年的主要任务。
3、今天，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亲临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吴仪副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旅游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高度评价了旅游业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深刻阐述了新时期新阶段大力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意义，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旅游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并寄予殷切期望。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吴仪副总理对旅游战线全体干部职工的亲切关怀。全国旅游行业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吴仪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即将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切实贯彻、全面落实。
4、下面，我代表国家旅游局，讲几点意见。
5、2007年，全国旅游行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线，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自觉服务大局，努力开拓进取，全面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
6、(一)旅游市场持续较快增长。全年入境旅游人数达1�32亿人次，增长5�5%，其中入境过夜旅游人数达5472万人次，增长9�6%;旅游外汇收入达419亿美元，增长23�5%;国内旅游人数达16�1亿人次，增长15�5%;国内旅游收入达7771亿元，增长24�7%。旅游业总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1�09万亿元，增长22�6%;出境旅游达4095万人次，增长18�6%。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亚洲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地位。
7、(二)旅游产业化发展扎实推进。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动了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滨海旅游、温泉旅游、冰雪旅游、森林旅游、科技旅游、健康旅游的发展。我们与环保总局、建设部共同推进生态旅游发展，与农业部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与文化部共同推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共同召开“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与国务院东北振兴办共同推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旅游业发展，与全国红色旅游协调工作小组各部门共同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假日旅游持续增长，完成了黄金周旅游组织工作，与有关部门共同推动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推动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举办了中国旅游投资洽谈会。全年安排旅游发展基金项目264项。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带动了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就业。2007年新增旅游直接就业人员50万人。
8、(三)旅游业科学发展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全行业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更加注重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先后颁布了《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制定了《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展了青藏铁路沿线高原特色旅游区、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海峡西岸等区域旅游规划或专项旅游规划的编制工作。推进了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重点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深化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开展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创建试点、中国旅游强县创建试点、白金五星级饭店评定试点、5A级旅游景区创建试点和创建绿色饭店等工作。积极促进旅游就业，与国家发改委共同召开了“全国发展旅游促进就业工作会议”。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旅游安全、保险、紧急救援工作进一步加强，完善了旅游安全提示制度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了旅行社责任险统保工作。加快了“12301”全国旅游服务热线平台建设。继续开展旅游文明素质提升行动。
9、(四)旅游市场秩序规范和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全行业开展了以打击“零负团费”、虚假广告、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欺客宰客等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的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通过集中整治，使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制约旅游业健康发展的一些“顽症”得到初步治理。旅游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开展了诚信旅游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加强了旅游诚信信息库建设，推动了旅行社责任体系建设。与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进一步推进了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推动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与国务院纠风办联合部署“抓行风、树形象、讲诚信、促发展”活动，并取得扎实成效。加强了与港澳旅游业界诚信建设的合作，推动内地与港澳旅游市场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加强了与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区域旅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10、(五)旅游交流合作与宣传推广工作成效显著
11、按照国家总体外交部署，进一步开放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目的地，已开放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达134个，其中实施91个。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便利中国公民旅游团队赴美旅游谅解备忘录，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中俄、中美、中韩、中印、中欧、中澳、中非、中国与东盟、中国与加勒比地区的旅游交流与合作。举办了第二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旅游分委会会议、中美商贸联委会旅游工作组会议。组织开展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3万人双向旅游交流活动，召开了首届中美省州(31+50)旅游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开办了中国驻新德里旅游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了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南太旅游组织等主要国际旅游组织的合作。在世界旅游组织第17次全体大会上，中文成功列入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中国当选为世界旅游组织执委会成员。
12、按照中央对台工作总体部署，继续加强与台湾旅游业界交流。务实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与台湾民间旅游组织共举行了六次技术性磋商。举办了第十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第三届海峡两岸旅游博览会;在台北举办了第二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进一步发展了与香港、澳门的旅游交流与合作。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范围扩大至49个城市。预计全年内地赴香港旅游人数达155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内地赴澳门旅游人数达12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0%。
13、抓住俄罗斯“中国年”、中韩交流年、中印旅游友好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香港回归10周年等契机，开展了旅游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加大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宣传推广力度，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形象。配合北京奥运，继续实施“奥运—旅游”计划，举办了奥运旅游论坛;配合上海世博会，启动了“世博-旅游”计划，成立了上海世博会旅游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旅游推广工作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和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