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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毕业论文澳门文学的简介关于旅游资源的论文的开头一、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毕业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一直是旅游业的重要问题，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一篇旅游... 本文目录
一、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毕业论文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一直是旅游业的重要问题，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一篇旅游管理的毕业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
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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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
(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
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
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
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
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
(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
二、澳门文学的简介
“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面向其文学的现实以及考察具体的研究视野，便会发现“澳门文学”一直是一个不断处于建构和争议状态的概念，而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下的身份意识、形象确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归纳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显然，对于一个特定概念的界定，仅通过一篇文章的阐述是无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发展、变化的特质，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开并成为具体的话题，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回顾“澳门文学”的生成、发展、确认等系列问题，呈现其概念辨析的意义与价值。
自1984年3月，港澳诗人韩牧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引起澳门文化人士广泛的共鸣，“澳门文学”的概念便成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历史地看，“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70年代中葡建交、双方共同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背景紧密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契机，澳门知识精英渴望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迈上新台阶、凸显自我形象，更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1986年1月1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发表了澳门学者郑炜明的文章《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该文在界定澳门文学时曾提出“下列五项标准”：“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上述五项标准由于没有提及作品的语言使用和起止时限，故笼统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门的“本土视野”和语言使用等问题，则其第4条值得商榷，第5条更是存有争议。此后郑氏又分别于1991、1993年发表文章《澳门文学的定义》、《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①，逐步修正其“澳门文学”的概念。在这种修正中，郑炜明曾调整阐释“澳门文学”的角度并综合“（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内容；（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②然而，对比郑氏前后两次关于“澳门文学”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来的“修正”其实只是对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简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修正”后“澳门文学”的第二项确认标准仍然只以“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未免失之准确。由此推究郑炜明先生在80年代就着手总结的“澳门文学”概念，或许本就为学术研究和史料发掘、整理而来，故此，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标准。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兼作家的张志和在随即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中回应了“澳门文学”的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显然，张志和的“澳门文学”概念注重的是与澳门文学实践的相关性，其强调澳门文学作家应有的身份意识、主体关怀。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文学”概念在诞生阶段带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质。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提法及其延伸都为后来人们更为深入思考“澳门文学”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从80年代“澳门文学”概念的出场，可以明显感到“澳门文学”的形象建构一直隐含着鲜明的时代性焦虑。如果说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使澳门步入其政治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学上面对回归的趋势显然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从韩牧所言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2]，其实不难看出“澳门文学”在概念层面上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然而，渴望、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何况对于“澳门文学”来说自其出场之日起就需面对史料发掘、把握现实和面向未来三方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过程。结合80至90年代，“澳门文学”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澳门文学’是否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之类的话题，人们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门文学在确定其内涵和边界时一直存有争议性的分歧。应当说，澳门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上汉语、葡语创作共存的复杂性等等，都使澳门文学在具有东西方交融特点的同时，难以在短时期内厘定其内涵。然而，“澳门文学”概念以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却反映了澳门文化界对于时代、身份的吁求，同时，它也充分显示了澳门人在新形势下建构自我形象、边缘发声的自信心，这一点就长远看来，自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澳门文学”的概念认知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一些特定的现象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争议。以（一）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确认；（二）“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为例：第一，经澳门、内地诸位学者（如澳门学者郑炜明、施议对；内地学者徐朔方、潘亚暾、刘登翰等）的多方考证，后为《澳门百科全书》“汤显祖”词条收录：1591年，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将澳门文学的最早记录上溯至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自然带有明显的正本清源意识。不过，这一符合史实和中国文学“源流”考察逻辑的看法在80、90年代，却由于部分学者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及接受韩国学者李德超的“澳门之中国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将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视为“植入”文学，进而力图重新划定“澳门文学”的边界。然而，无论是那种着眼于澳门本土文学视野而将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源流的看法，还是因内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门之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都忽视了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古代和现代”认识“澳门文学”的视角。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文人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虽以外来“植入”的方式而无法成为澳门的“本土文学”，但从澳门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澳门文学的“源”与自身的“流”其实都属于中国文学。何况，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以整体的“源”丰富不同区域的“流”的现象也绝非少见。因此，对于澳门文学源流的探究其实涉及到了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阶段划分的问题：对于古代、近代内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澳门的古代、近代文学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纪因战争而催生的澳门“本土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命名为澳门新文学或曰澳门现代文学。至于“澳门之中国文学”以及“植入”的说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观上揭示澳门文学的本源和自身的区域性，却为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第二，关于“澳门华文文学”是“澳门文学”自然毫无争议，但能否说“澳门文学”就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提问显然涉及到了应当如何认识居住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即“土生文学”）的问题。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澳门“土生文学”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从诸如汪春的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来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3]“土生人”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澳门的居住者，在语言、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可以讲地道的粤语，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是一个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创作从多方面反映澳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特点。不过，由于澳门“土生作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及交汇处，很难秉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矛盾的状态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从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可知：“土生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趋于一致。正如饶芃子在《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 [4]饶先生在承认语言差异的前提下，将“土生文学”视为“澳门文学”显然是依据了生活地域、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创作实际等堪称澳门文学实际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这种思路同样也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及确证其概念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外，“澳门文学”还包含“离岸文学”的问题。所谓“离岸文学”是指到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作品的现象，而与之相关的“离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者。“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 [5]，所以，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间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进而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及“离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离岸文学”由于作家身份、创作经历等自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纳入到“澳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离岸文学”为“澳门文学”过程中所持的标准其实已再次触及厘定“澳门文学”概念过程中潜在的原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澳门文学”概念的各种说法，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然而，展开后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而使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澳门文学”在观念与实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门文化历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则反映了人文学科命名的隐蔽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6]而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澳门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言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的看法。1999年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概念与此前同一概念（特别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至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的“过渡期”）之间的某些差异，其实已说明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会为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和生产的特性，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澳门这一特殊区域文学的命名，或许只有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才能适时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即使笼统而言，“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至少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其中，澳门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无疑是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使汉语写作和中国作家占据主流。与中国文学的背景相比，澳门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其实是一个涉及“本土性”与“当代性”的话题。“澳门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视野中存有“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由澳门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的。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概念的确认也必须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实际。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澳门文学历来存在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样的现实使“澳门文学”在具体指涉上常常存有顾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倾向。因此，最终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确认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
对于在确定“澳门文学”范畴过程中的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现象，比如：英国20世纪著名诗人奥登来到澳门旅游，写过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凤凰花》等，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虽会在澳门文学史的书写上留下灿烂的一笔甚至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但却并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创作主题并不是确认某一区域文学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当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它应当有“宽容”的底线，但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方面，内地学者杨匡汉在“澳门文学是在离岸的领地里迎着风涛生长的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宽容的原则”，即“（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④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如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考察那些在“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从而实现了一种概念分层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7]
事实上，结合张剑桦的论文《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对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饶芃子《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等著述观点的认可，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概念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谓“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⑤的观点，其实已表明“澳门文学”概念的确定需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需要不断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渴望确立一种绝对权威、广泛认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当然，从“回归”的视野看待“澳门文学”，由于文学新起点的确立、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历史的自然延伸，“澳门文学”在认知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以“澳门作家身份”、“汉语写作”、“创作实绩”等角度来理解的“时代性”特征。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澳门文化界已开始着手通过文学实绩的累积缓解“澳门文学”及其文化形象的焦虑，而近年来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澳门研究丛书”（12卷）、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下一批由内地联合展开的项目，更可以作为回归后澳门文化界努力建构“澳门文学”新形象的例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澳门文学”的概念会在时间增长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经为确立“澳门文学”概念而进行的努力和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识：本文的撰写，得益于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持、龙扬志博士后参与的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课题“近十年澳门报纸副刊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启发，特此说明。
①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及收录于《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题目收录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杨匡汉：《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门笔会上的一次讲演，曾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录于《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张志和：《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29日。
[2]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日报》“镜海”，1984年4月12日。
[3]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63页。
[4]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6期。
[5]钱虹：《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6]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1期。
[7]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33页。
三、关于旅游资源的论文的开头
不是专业人士，带你找点资料当前，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重复建设和盲目粗放式开发更加重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开发从人文景观资源转向自然生态资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因“两张皮”而导致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僵化陈旧体制并存，开发机制有待转换，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并以珠海市为例来探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途径。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 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应该受到良好保护的。生态资源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是不可再生的，不可逆的。无论是山林，还是水体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保护的对象是什么？谁来保护？保护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这三者必须要搞清楚。否则，生态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永续利用。三是发展生态旅游要强调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收益性。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能把破坏资源的力量转变为保护资源的力量、建设性的力量。群众参与存在着直接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主体，确定了利益主体，资源的开发保护就比较容易进行。同时还存在着协调性，当地群众参与所开发的生态旅游，是原汁原味的，这一人文与当地的生态是协调的，是互补的。只有当地群众参与，让他们获得了利益，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资源的价值，自觉地进行保护。过去许多景区乱砍乱伐，禁而不止，最后政府出一点资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护山队，允许他们在景区划定的地点开设小店做些土特产和旅游品的生意，结果破坏的力量转变为保护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印尼在巴厘岛的奴萨杜阿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中十分注重这一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旅游主要存在着四个功能：即旅游功能、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功能或是扶贫功能、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功能。所以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上综合效益很高，我们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而城市是最有深度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留客性，是注意力经济与集聚性经济的结合体。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把人们留下来的载体，非城市莫属。风景区内的溶洞即使再漂亮，也不可能把游客留住在洞里，但城市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对此，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一）旅游城镇的类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独特性的自然风貌，有活跃的经济活力，有集中的旅游设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繁荣的购物环境，同时又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条件、发达的科技信息。江南水乡名镇周庄，过去遭到了人为破坏，现在认识到了这是旅游资源，把它恢复起来，结果成了宝贝，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几百万元。门票收入的5倍就是旅游总收入。像兰溪的诸葛村，原来是比较破落的村庄，经修复以后，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也达到300万元，成为村级经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在城镇建设中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所起的效果。按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来划分，珠海的城镇可以分为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