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目录有中韩影视文学方面的论文资料吗急需 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论文2500字左右!!舶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有中韩影视文学方面的论文资料吗... 本文目录
一、有中韩影视文学方面的论文资料吗
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761.5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1235.6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增加 50%.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二、急需 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论文2500字左右!!
当今，全球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有预言说，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在这样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上海，将在不久的将来，举办一次规模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奥林匹克”盛会——世博会，世博经济能否一扫阴霾，一如既往地魅力四射，给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带来阶段性的加速发展？抑或让整个世界经济止步衰退的危机？
以科学的态度，以满怀的期待，我们展望着，在这个风雨飘零又风起云涌的经济时代，危机中永远存在着勃勃生机。
今年9月以来，始于美国华尔街的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瞬间席卷了整个世界，从地球最西边的美国到地球最东边的日本，从最南端的新西兰到最北端的冰岛，从最富裕的工业国家到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甚至东欧、南美多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曾经财大气粗的金融巨头顷刻之间就轰然倒塌；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数百数千万人面临失业和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从财长、央行行长到公司管理层都惊慌失措；世界经济面临长期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此时此刻，人们心怀些许期望地带着一个共同的疑问：世界经济何时能够走出衰退？
全球金融危机通过三个传导渠道影响中国经济
刨根求源，作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从特定金融产品扩展到金融机构，进而扩展到全球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阶段。
对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次贷证券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三个传导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将此次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199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目前房地产市场则已经形成了十分浓厚的观望和调整的气氛；1998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8%，到2007年上升到38%左右；在美国本土爆发次贷危机后，前期流入中国等新兴市场的“热钱”将会回流美国本土“救火”，而大大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兴趣。因而，此次与1997金融风暴时相比，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环境的冲击更大些。
据最近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1-9月长江三角洲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宁波、南京以及上海1至9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幅分别为-31%、-44%以及-7.8%，均出现了大幅回落或明显减速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继续降低，虽然现在还有很多过去的订单，但是现在新签订单已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欧美企业对华投资规模正进一步降低，导致未来几年内实际外资合同金额的大幅萎缩，从而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上海世博会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重大机遇
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受历次外部大冲击的经验看，每一次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重大机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转变过去那种过度依靠出口需求和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对策可以采取拉动内需和较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对策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即将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则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重大机遇。
从长三角地区来看，上海世博会对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的发展都是一个机遇。即将在2010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作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个国家和44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数字表明上海世博会是历届世博会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上海世博会将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全世界在同一个主题下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二是向世界展示展览、论坛和活动；三是推出网上世界博览会。网上世界博览会将通过互联网、虚拟现实等多种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让更多的参观者通过不同的角度，远距离参与上海世博会。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世博会的很多活动将在长三角各个城市举办，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将带动众多行业的发展，会展业、都市旅游业、城际交通业将显出繁荣景象。据预测，世博会期间，将有7000万人次国内外客商、参观者来到上海，最高日接待人数将达到80万。其中95%的外省市参观者有住宿需求，38%的客流将会继续停留在长三角区域游览，近九成会选择苏浙地区。长达六个月的巨大客流，将给长三角周边的景区、宾馆、餐饮、交通乃至休闲场所带来直接的经济刺激。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长三角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区域内部发展更加协调，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实现长三角地区又好又快发展，事关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
从全国来看，上海世博会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重大机遇。
历届世博会的许多“亮点”都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着力点，贝尔发明的电话机在世博会上展示，实际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模式；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在世博会上亮相，其实为人类飞天的梦想打下了基础。韩国大田世博会以“新的起飞之路”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新一代的交通、宇航、电子、通讯、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大田世博会结束后，原展览园区内迅速聚集大批韩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大德科学园区”。与此相似，日本借着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关西地区的产业进行了大幅度的结构调整，一个以大阪为中心，半径约50公里范围内的大阪城市圈成为日本的商务交易、金融、信息交流中枢，促成当今世界著名的“关西经济带”。
根据上海世博科技行动计划，各参展国家将围绕世博会主题，展示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我国将探索通过重大国际展会实现工程科技研究与管理资源整合，攻克一批科技难题，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和集成化的科技成果，从而催生“世博经济”新增长点。在世博会举办中和举办之后，许多“亮点”将加快成果产业化，让创新成果广泛传播、应用，使科技世博的“亮点”最终能为城市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从全球来看，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世界经济再次繁荣的新起点、新契机。自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展览会以来，世博会发展迅速，被誉为“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匹克盛会”。
考察历届世博会，能在规模上与上海世博会相媲美的有三届，举办国的发展都明显获益：1970年大阪世博会，对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大阪经济圈融合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使西班牙南部原来相对落后的地区得到快速发展；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带动了下萨克森州经济的复苏。上海世博会将拉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发展，不仅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机遇，更是世界经济走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次机遇。
上海世博会有利于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世博会是一个推介国家技术创新和形象的平台，所以经济萧条的国家更不应该放过这个推介机会。世博会是全球文化、经济、技术的交汇碰撞，世博会更多的机遇隐藏在现场会展和巨大人流的背后。上海世博会将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使其能与中国企业广泛接触交流，这有利于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从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举办的具体时间来看，届时世界经济可能已经走出衰退阴影并且迎来复苏，上海世博会有望成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迎来复苏的新起点。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是在经历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举办的，成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重新振兴的起点。因而，上海世博会对发达国家资本来说，是一个帮助其摆脱危机和寻找投资方向的机会，这也间接帮助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因而，举办上海世博会本质上是多赢的，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世界经济再次繁荣的新起点、新契机。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认为，中国在筹办和举办上海世博会的过程中，将会为世界打开一扇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窗口。德国不来梅国际大学校长约阿希姆·特罗伊施教授认为，上海世博会能吸引创纪录的参展主体，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一届世博会主题的高度认可和期待，也说明全世界都在关注人口最多的中国如何发展。相比奥运会，相信国际社会共同参与、会期更长、主题更宏大、内涵更丰富的上海世博会，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更加广泛、积极和持久的影响。（肖严华）
所谓“世博经济”是指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世博会期间，以及世博会后的一段时间内，利用世博会带来的商业契机，推动和发展本地区经济，实现经济、文化持续成长的一系列活动，是一种能为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带来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特殊经济现象。
世博会带来三层收益，一是城市资源的价值提升。二是在世博的开发过程中，包括它的标志出售、商业化运作和赞助商等，这是世博经济中最直接的收益部分。三是世博会带来很大的旅游人群，游客的衣食住行等带来的收益增加应该说也是很大的潜在增量。
世博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它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最初以美术品和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为主，后来逐渐变为荟萃科学技术与产业技术的展览会，成为培育产业人才和一般市民的启蒙教育不可多得的场所。世博会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伴以异彩纷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设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空间，成为一般市民娱乐和消费的理想场所。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经验来看，世博主办城市都把筹办世博会与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借助世博契机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世博引起的直接与间接需求从总体上拉动主办城市与主办国的经济增长；
二是促进相关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一批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投入运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1970年日本大阪举办了世博会，这次世博会为大阪在国际商业和产业舞台的崛起带来了持久的后续影响力。大阪世博会和东京奥运会以日本两大城市为据点横贯东西，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这两次大型活动产生了日本在世界中引以为荣的新干线，同时也是高速交通网诞生的契机。这届世博会大大推动了大阪的交通、高档住宅、商业设施、旅游及文化交流场所的建设，推动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带城市群的形成。
大阪世博会提高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而世博会带来的大规模建设机遇使大阪地区的基础设施基本赶上了东京的水平，为城市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日本全国的经济发展和布局有极大意义。仅1970年大阪世博会期间，日本就签订了约20亿美元的出口合同。
1985年筑波世博会，直接相关支出大约为11579亿日元，派生生产收入达到23163亿日元，是世博会直接支出的19倍，而这些对日本1985年GDP的效应约为0.75%，当年日本GDP为320.4万亿日元。
加拿大举办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直接支出为11.2亿加元（8亿美元），增加产值28亿加元，联邦和所在省（哥伦比亚）财政收入分别增加5.7亿加元和1.7亿加元。同时，该届世博会为加拿大提供了6.3万个就业机会，工资总额达到13.4亿加元。
韩国举办1993年大田世博会的直接支出为2000亿韩元，而大田世博会带来的GDP收入为30000亿韩元，韩国当年的GDP为27.8万亿韩元，世博会的GDP效应达到0.72%左右。大田世博会还为韩国创造了20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德国汉诺威举办2000年世博会直接支出为102亿德国马克。其在当年德国GDP上产生的效应为170亿马克，而2000年德国的GDP约为39699.8亿马克，因此，汉诺威世博会在德国全国GDP的效应接近0.26%.汉诺威世博会还给当地政府带来了20亿马克的财政税收。在汉诺威世博会准备和实施阶段，由巨大支出额造成的显著效应来源于对“围栏内外”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
有形影响是指世博在拉动举办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以及在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办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中。
无形影响是指世博对主办国经济发展环境、开放度、国家声誉、形象和信誉度等方面的影响。
从主办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无形影响往往比有形影响更重要、更有价值。
一、增强凝聚力，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个国家从申办开始到事件结束，至少能在10年的时间内让全民普遍关注。从上海申博到2010年世博结束，从前期的“人人盼世博”到后期的“人人都是东道主，全民支持办世博”这是个祥和的局面。而这10年正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主办世博会无疑将为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经济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
主办世博会即是一个国家扩大市场开放度，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媒介。世博会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国际化的大型事件。要求该国政府、组织和企业都必须调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而这样的调整过程无疑就是扩大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只有扩大市场开放度，按国际惯例操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保证工程的质量和投资的效益；最后，承办世博会会使主办国在整体上获得一个开放、民主、热情和有活力的形象，这种形象对吸引外资以及国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都有实际意义。所以，上海世博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
三、有利于在国际上打造“中国品牌”，能更好地带动国内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转变。
现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除了企业自身要有雄厚的实力和一流的产品，还需要企业所属国在国际上有美誉度和影响力。也就是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竞争实际上是需要国家这一大品牌支撑的。主办世博会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打造“国家品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由于有了世博会，上海不仅能解决数万个就业岗位，还将衍生出一些新型产业。更重要的是，世博会为中国在加入世贸后加快与世界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奥运会和世博会都是万众瞩目的全球性顶级会展，能够强力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创造出无限的商机和财富。魅力无穷的城市大型事件完全能够成为21世纪初带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乔兆红）
目前，上海产业结构升级进入关键性阶段。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50%左右摆动了十年之久。这种状况表明上海产业结构正在孕育与酝酿，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与方式，实现突破性升级，步上新台阶。伦敦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88%，纽约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了90%，而上海服务业就业比重在2007年只有56.3%.
目前上海产业发展面临的两难问题是，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支柱产业，提供给城市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它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与就业渠道，短期内不能予以大幅度削减；另一方面需要发展服务业，提升城市能级，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实现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线性趋势一直呈平行状态，并没有出现制造业明显下降与服务业明显上升的趋势。上海产业发展摆动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状态一直维持到现在。
当前，上海产业结构升级急需解决的四大主要问题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升级到高端制造；降低外贸依存度，主要产品市场由国外转向国内；降低产业同构化程度，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形成全球城市区域；大幅度提高服务业的就业与增加值比重，构建轻型与低碳经济。
然而，在没有实质性外来冲击的条件下，上海经济必然沿着已有的轨迹继续发展，中低端制造、投资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延续下去。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我国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变得更为迫切。
全球经济在过去30年来大幅度提高了市场程度，自由放任主义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然而在没有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相伴行的状况下，现在被证明这是极具危险性的做法。
伴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美国市场会进一步萎缩。美国的低储蓄率与高消费率终于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经济体居民消费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它在打击全球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同时，也促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在我国资本管制下对我国经济影响受到限制，但是进出口总额必然减少，投资信心必然受到打击，这必然会对上海中低端制造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相当大的消极性影响。上海将逐渐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副作用。
事实上，既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高碳性、中低端制造以及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必然促使上海经济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变换增长轨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上海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上海未来三年内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从某个角度来讲，世博会是上海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契机，也是上海近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从世博会举办历史来看，世博经济对举办城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可达到2%以上。
首先，世博经济促进举办城市产业结构升级。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的举办使西班牙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从1990年的57%增长到1993年的63%，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塞维利亚也成为欧洲旅游胜地。
其次，世博经济促进举办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以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为例，世博会促进了以大阪为中心城市圈的形成与兴起，日本关西经济带保持持续10年的经济增长。日本在世博会前后大力推进大阪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大阪产业重点从重工业向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转换。日本以大阪市作为关西地带的中心城市，通过轨道交通和便捷的交通设施，促进了大阪城市圈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历届世博会各有盈亏，但服务业却无一例外地从中受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183天中，预计平均每天4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静安区的全部人口倾巢出动。如此众多的人流带动的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将极大地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就业与增加比重。上海服务业就业比重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60%，改变制造业长期居高不下的产业结构，从而加快上海产业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的合理化步伐。
同时，如此众多的世博参观人数到达上海，依赖于长江三角洲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以及各种交通工具充分发展。另外，这么多参观人数需要有序安排使之到达上海世博会参观，部分参观人数可能需要先行参观长江三角洲其他旅游景点，再进入世博会场。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各城市正在以旅游为抓手，力争能从上海世博会分流旅客，分享部分旅游收入。这样，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和旅游为切入点，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多年以来产业同构化程度有望得到缓解，并进一步加强产业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上海长期以来出口在经济增长贡献率过高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变。
受益于世博会大量基础设施投入，上海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部分产业由于与世博会具有直接关系，将会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成为拉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产业，实现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上海的旅游业与会展业将直接受益于世博会，增长强劲。世博会183天的展期，可直接带来旅游与会展业迅猛增长。估计到2010年，上海的外汇收入将达46亿美元，上海旅游业全年接待入境旅游者将突破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旅游业的增加值增幅超出全市平均增幅，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上海世博会将促进旅游业与会展业相结合，形成现代都市会展旅游业，沿着旅游产业价值链推动收益扩大。由于会展业的行业带动比值约为1：9，世博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与促进效应是明显的。
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将受益于世博会，增长势头迅猛。世博会不仅是展示世界各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各行业聚首的盛会，而且是各国产业技术发展的竞技场。同时，世博会的场馆建设、通信、城市交通及绿色环保都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持。上海世博会将展示最新的科学技术，给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势必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与合作，促进人才的汇聚与使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组与合并。这有利于上海逐渐成为高新技术的核心城市。
上海创意产业也将得益于世博会。世博会的工艺品、电影、广播、会场标记设计都包含着较高的创意，以吸引参观者的眼球。世博会的场馆设计、音乐创作与演出、表演，都会极大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世博会的主题馆与国家馆设计对上海创意产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各个国家的场馆设计与施工，部分必然要就地取材和节约成本，雇佣上海或我国的人才，这有利于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陈建华）
二次大战后，世界城市发展的最大创新是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大都市圈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地区持续繁荣发展的火车头，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则日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组织的枢纽中心和网络节点。
世博会历来是举办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助推力，它甚至能够带来区域经济的起飞，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世博会赋予上海的特殊使命，将加强其在长三角经济圈博弈、竞争、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搭建起产业、交通、技术、旅游等各个层面的沟通合作平台，世博会举办将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的最佳契机。个人韩国旅游
从世博效应作用的三个阶段来看，即筹备效应（投资拉动）、举办效应（需求拉动）、后续效应（品牌以及新技术拉动），世博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也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显现。
从短期和中期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通过基础设施、观光旅游、城市发展、产业投资等区域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联动效应，推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有200个国际组织、国家和企业来参展。在此期间，上海将迎来550万外国游客，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住宿、游玩将会在整个长三角实现分流。
世博会“磁吸效应”的辐射范围，核心辐射圈覆盖苏锡常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外围辐射带可沿长江黄金水道延伸至长江中上游地区。
此外，举办世博会有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之需要，上海可以借世博会东风打造“四个中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对接上海部分产业转移，进一步做大当地相关产业规模，形成某些产业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共荣。
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指出，上海世博会将带动相关产业投资2700亿元，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博览会。
另有测算表明，世博会筹备期间，每年对上海 GDP增长的拉动约为 2%，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约为30%；举办当年，对上海GDP增长的拉动约为5%，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将超过50%；在筹办、举办期间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在0.2%左右。
从长期来看，世博会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会后区域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新技术新材料展示交流后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重要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所致，长期拉动十年之内可望维持0.1%.世博会的举办以及随后几十年的综合利用，必将带来显著的周边联动效应，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整个华东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价值。
世博会历来是举办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助推力，它甚至能够带来区域经济的起飞，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拥有独特的区位条件和发展优势，可以借此崛起，成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经验表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GDP比重往往占一国的10%以上。因此大都市圈域经济的形成将大大拓展上海城市和经济的发展空间。充分利用世博会的机遇，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既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也是上海实现城市总体创新、建设“四个中心”目标的必由之路。
三、舶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困境，这是必然的吗？
多年来人们就一直在感慨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节日观上的“政治正确”常常把我们的思维引向民族救亡法庭上了无新意的正义判词，似乎本土节日的式微都是外来洋节搞的鬼，于是，有了2005年圣诞节前后冒出来的“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关于本土民族文化价值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100年，而且还将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延续下去，这遮蔽了问题的要害。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重要传统节日都面临着很大危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仪式的节日，都打上了太多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烙印。上世纪90年代，包括法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的渗透伤透脑筋，并试图以弘扬本土文化价值来加以抵御——结果如大家所见，收效甚微。
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西方节日的盛行的确有很大的“文化自我殖民”的嫌疑。一个黄皮肤讲汉语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宗教原由的情况下热衷于过圣诞节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正如我们大量采访所显示的，对于大多数漠视本土节日而推崇洋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所以然的圣诞节也和诸如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LV和NBA等一样，其实只是一件来自西方的时髦的消费品。西方文化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已经被消费主义的欲望搅和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过节了。我们知道并期待的可能只是一次减压的好睡眠或假期，只是一次疯狂购物或消费的好理由，只是一次彻夜狂欢的借口或者甚至只是一种用来表明自己时尚态度的符号，当然不用说，节日更是一次商业促销的良机或一个拉动内需的杠杆......所有这些，已经使我们节日的文化气息变得非常稀薄，而节日在强化人的文化认同意识方面的仪式功能正日渐丧失。
所以，如果说，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需要保护和捍卫的话，那么其假想敌不是圣诞节这样的舶来节日，而是全球化时代所有那些令传统价值遭受致命打击的东西。
好好过节吧，认真做一回我们自己。
回溯传统，中国人的本土节日意味着纪念活动，或团圆、或庆祝、或祭祀，春节之后的“土节”依次有元宵节、龙抬头、清明节、端午节、七夕情人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小年等，阳历节日一般是纪念日，如植树节、劳动节、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元旦等，此外，中国人近年来还热衷过“洋节”，大致有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等。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份调查显示，53.6%的年轻人过“洋节”是为了“找个快乐的理由”；对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有何区别”，57.1%的男性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停留在吃、穿等物质享受层面上，而洋节更注重精神的交流”，60.7%的女性认为“洋节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累”。
今日中国，平均每月便有两个节日，人们是怎么对待这些节日的呢？本次调查涉及儒学学者、宗教学教授、私塾先生、前驻德大使、媒体评论员、在华留学机构教授、青年导演、音乐家、外企高管、美女作家、国际名模、杂志主编、在华老外、派对搞手、职业牧师、登山迷、海外华人学者、现代艺术家等。(统筹/董薇)韩国禁止旅游
张杨：“不知道端午节是哪天。”
“第六代导演”，当代最真诚的青年电影艺术家之一。他最近面临两件大事，心情极可能处在一种微妙之中：一是去年10月份自己的影片《向日葵》在西班牙获得两个大奖，二是新片在国内上映，票房惨淡。对于有关节日的话题，张杨表现得相当淡然。
“节日往往意味着人们获得一段自由和快乐的时间，而我们搞电影的，时间上较一般人自由。对我来说，节日就是高兴的一天。”
张杨认为真正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元旦、五一、国庆。圣诞更像是年轻朋友聚会的日子，而在春节，很多人都要回家。大年初二、初三，张杨常去云南，在大理等地和朋友们聚一聚。张杨基本不过“情人节”，他认为这是20岁以前的年轻人在意的节日。
张杨认为，节日和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情人节、圣诞节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这些“洋节”更有记忆。
张杨知道清明、中秋分别是哪一天，但不知道端午节是哪天。张杨不认为“洋节”是“文化侵略”，“事实上，它只是让中国人找了个可以狂欢的理由，它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机会，并没有改变人的观念。以后也不会出现只过圣诞不过春节的情况，因为人有一个历史传承。”(采访/吴炜)
棉棉：“情人节多假多形式化啊！”
联系到名噪一时的美女作家棉棉的时候她正和朋友吃饭，话筒中传来的喧闹铺陈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好像棉棉就应该是这样，身边总有一大群朋友，永远是众人的焦点。这样的派对动物对过节想必是兴趣满满，她的每一个节日，都应该是Colorful Days吧——
棉棉竟然说平安夜她本打算待在家里，可是号称女版许巍的唱将姜昕约她出去吃饭，于是一起去了“幸福花园”，后来又去向北京音乐台的著名DJ有待Say Hello，出来路过“BABYFACE”的时候棉棉又听从了自己的预感进去找到了很少现身的老板，又开了两瓶香槟......就这样，本打算安安静静在家的棉棉过了一个喧闹的平安夜。她说她对圣诞节没什么感觉，倒是小女儿对圣诞激情澎湃，因为每年的圣诞她都会去国外和爸爸一起过，就像标准的外国小孩儿一样。说到这里提到了情人节礼物，没想到棉棉的回答竟然是“从来没有！”她说如果要取消一个节日，那就是情人节，“有什么意义呢？多假多形式化啊！不觉得无聊么？”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印象最深的节日，棉棉想了半天，认真地说应该是春节吧，“因为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即将到来的春节打算也是“陪陪爸爸妈妈”。至于自己过得最开心的节日，棉棉说一个是两年前自己在长城上面办的世界顶级DJ Party，另一个就是不久前在荷兰的摇滚音乐节。对于大众的节日，棉棉既说不出什么洋节的来历典故，也想不起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传统节日庆典，“我是一个对过节特别没有感觉的人”。(采访/韩峰)
王达三：“我们的圣诞应该是孔圣人的诞辰。”
各大论坛上以一篇《就所谓圣诞问题告国人书》而引来板砖无数的王达三，就是人大哲学博士王甬。所谓达三者，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此儒家三达德也。王甬说，这就是他的目标和理想，“我欲为此三者，故名。”学者之气扑面而来。
王甬坚持用“耶诞”来称呼“圣诞”，他说：“圣，是基督教徒的圣，不是我们的，所以不是‘圣诞节'，而是‘耶诞节'。”他称“圣经”为“耶经”或“新约”、“旧约”，语气自然决断。
女儿的幼儿园里有耶诞节的联欢活动，他很不满园里这样的安排，于是没有让女儿参加，还特意给幼儿园方面递交了一份意见书，但是石沉大海，他挺无奈。“为什么要过人家的节日呢？我们有我们的圣人孔子，圣诞应该是孔圣人的诞辰；我们有我们的牛郎织女，情人节也不应该是2月的瓦伦丁纪念日吧。”他说起以前七夕还和爱人互送礼物，害羞地笑笑。
作为一个儒家学派的捍卫者，他对于其他宗教也还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在过去，一个庙里中间供着孔子，左边供着老子，右边还有释迦牟尼，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多一个耶教徒，并不会少一个中国人，”他说，“儒家思想是一种渗透进中国人骨子里、血液里的精神和思想，不是另一种文化十几二十年就冲得垮的。”这样说着，他还是流露出忧心忡忡的警觉，“这是一种全民无意识，全民无意识啊。”在风俗习惯的背后，是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归属感。“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啊。”他说，并做出身先士卒状。
即将到来的春节，王甬准备以最中国的方式来度过：挤火车，回老家，给父母磕头，一家人吃团圆饭，还要去给祖先上坟。他的家乡在并不太遥远的山东，那里也是孔子的家乡。(采访/于亚男)
金宜久：“如果把圣诞节变成了中国人每年要狂欢的日子，那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中秋节也推出国门呢？”
在麦当劳刚刚过了来到中国的第15个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教授站出来说：“一味支持麦当劳，这个民族就要完蛋！”还没生日快乐完的麦当劳，就这样作为舶来文化的代表被推上了审判台。
提到这句引起很大轰动的推论，金宜久教授呵呵一笑：“这句话可不是我的原创，是我身边一位老教师的话，只不过我比他名气大一点点，所以我提出来了，得到的重视和反响也就更多一点。”他的温和，和许多70岁上下的老教授并没有哪里不一样。
因为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金宜久感觉节日的样子很模糊。土节？洋节？都是不过的节。即使是将要到来的春节，在金教授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在国外研究和学习的时候赶上圣诞，他也只是应邀去朋友家里吃个便饭。在金宜久的观念里，所谓节日，总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远离家乡上海这么多年，在他心中早已没有了节日的概念。惟有说到小时候的春节，他才略略兴奋起来，说起年幼时一家人穿着长袍在年三十去亲戚家里辞岁，还有中秋节家人做月饼，放什么样的馅，说起来仿佛近在眼前。“其实我们中国这些传统节日都是很好的，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在里面，可是现在的人们不懂得珍惜啊。”一声长叹。
金教授用“文化渗透”来代替“文化侵略”，他宽宏大量地理解了年轻人对洋节的好奇心理。作为一个不大过节的人，他并不是很在意什么样的节日在时下最受欢迎，他只是希望不该被遗忘的没有被遗忘。在他的论文《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中提到：“人类社会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
在金教授看来，如果把圣诞节变成了中国人每年要狂欢的日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中秋节也推出国门呢？“融合是互相的嘛。”(采访/于亚男)
蔡佳禾：“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万圣节，我们都会搞活动庆祝。”
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每年招收中国学生、美国学生各50名：其中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学生由南京大学招收，美国学生(含少数其他国际学生)由霍普金斯大学招收。学生在中英双语环境中受到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教育和训练。
“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万圣节，我们都会搞活动庆祝。”“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主管学术副主任蔡佳禾教授介绍说，“这样的环境里，过节是学生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
忙着筹备晚宴的蔡教授自称是一位很开明的新派人士，对于在中国盛行的洋节他很是热心，“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西方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已经没有太多宗教的涵义，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沟通的机会。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自然还是有跟大众不一样的过节方式，比如去教堂。”“中美中心”每年秋季入学的第一个传统节日是中秋节晚会，蔡教授称举办庆祝活动是为了让西方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融入当地习俗。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也是“中美中心”热烈庆祝的一个节日，中心特地组织了圣诞晚宴、派对、圣诞专场电影等活动，而蔡教授都一一参加了庆祝活动，“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到年轻学生们热情洋溢的样子”。说到不远的春节，蔡教授很肯定地说还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度过：走亲访友，吃团圆饭等，“当然还要放鞭炮。”他笑着补充。(采访/殷贝贝)
包一峰：“节日一多，最高兴的是商家。”
上海的霖杰时尚总经理包一峰是一位资深Party策划者，他是个“航空士”，飞来飞去，去完美国迈阿密的一个艺术展后，又去参加北京的一个Dior品牌的发布会，刚刚赶回上海不久，就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圣诞节小包没刻意设计，是在家里过的，最开始叫了十几位朋友过来喝酒，吃饭，后来又来了10多个人，也就像了一个Party。小包怀念小时候在上海的小弄堂里过的那些“土节日”，“咱们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传统继承好了。”他提到香港人在传统节日，比如冬至、清明、端午，会给市民放假，很人性化，内地却没有。
传统节日中，小包最重视春节，因为是尽孝心的时候。大年初一初二，小包会去串亲戚，拜访长辈，初三初四后可能去国外旅游，到比较暖和的地方去度假。“由于节日惰性，一般中国人要到正月十五才会恢复工作的状态，如果整个春节假期全在家，可能受不了。”情人节那天是胡兵的生日，小包他们往往给胡兵过生日。
小包留意到，“洋”节日的蓬勃其实也受到商家的触动，“他们巴不得全国人民都过节日，这样他们可以多做生意”，小包说了上海的例子，“12月25号那天，希尔顿饭店据说有800人用餐，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外国人很多回国过圣诞了)，销售额有100多万，破了纪录。其他五星级的西餐厅据说也全部爆满。大家去那里，估计是觉得可以吃到正宗的西餐。”
现在节日奇多，听说还有个秘书节。“节日一多，最高兴的是商家”，小包说中国移动每当节日都会在短信收入上大赚一笔，运营商的一个手法是会聘请一些短信写手，写一些比较好玩的短信祝福语，然后让这些祝福语在手机用户之间互相传播，这样，信息费也就滚滚进入了他们的腰包。(采访/吴炜)
陈擎：“中国节日在国外也有很多人过。”
这位广州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是个大帅哥，经常满世界地演出。双簧管大师 Maurice Bourgue(前巴黎管弦乐团首席)、 Hansjorg Schellenberger(柏林爱乐乐团首席)、Anthony Camden(前伦敦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都是他的授业恩师。
和往年一样，陈擎的平安夜又在演出中度过。作为职业演奏家，陈擎一年之中大多数节日都站在舞台上，他说：“春节是我最期待的节日。今年春节，我们会回太太的家乡大连。”
陈擎身边的朋友和他一样没有太多时间过节，但都很看重传统的中国节日，西洋节日在他们看来只是大家在一起凑热闹，是个仪式。2005年圣诞，星海音乐厅也在户外搞了个酒会，他说：“音乐厅本身就是个西化的地方。”
陈擎也有忙里偷闲的时候，2005年“五一”，他跟太太去了菲律宾旅行。"过节只是一个借口，能跟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出去旅行都是不错的选择。"在外留过学的陈擎说：“中国节日在国外也有很多人过。有一年，我跟太太在日本过春节，当时唐人街很热闹，日本人对这个外民族的节日也特别感兴趣，中国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中国的工艺品、食品卖得特别好。”
“最感人的节日故事，”陈擎不假思索地说，“是中秋节的故事，嫦娥奔月充满了温馨和诗意，也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虽然节日这么多，陈擎认为一个都不应该取消，“每一个节日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要是节，只要放假，我都爱过。”(采访/孙琳琳)
他喜欢登山，差点儿把爱好变成了职业，好在明白得早，现就职于某慈善教育基金会，从而释放了部分蓬勃的爱心。个人最满意的名头：2003年珠峰攀登队总指挥助理兼队员。能者多劳，他同时还是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委员会委员，深圳登山协会副会长。
十一郎在北京工作，家在深圳。他的朋友很多，2005年圣诞就是和一大帮熟识的网友在一起，游泳、打桌球，吃饭、打牌、唱歌。
闲不住的他，年三十却一定要回家。他很看重中国节，春节要守家，中秋也要一家团聚，他回忆说：“小时候过元宵、过端午，现在很少了。倒是重阳节一定要过，九月底、十月初是登山的黄金时间，跟一帮登山的朋友找个一两千米的山玩一下。春节前后可能会选择一些周边的地方玩四五天，攀冰或者滑雪。”
热热闹闹地过了这么多节，十一郎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的母亲节。当时他正在登珠峰，出发前一天在珠峰大本营写了一张明信片给妈妈，这个母亲节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
“春节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假期比较长，让人们有时间修整，同时更好地计划下一年。本来过节就是找个借口给大家的生活增添点变化，很多节日故事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热闹的气氛。过节不能越过越浮躁，要过得踏实、愉快、舒服。”
此外，十一郎说：“圣诞节和元旦完全可以合并，因为离得太近了。”(采访/孙琳琳)
中西节日文化内涵被抽空消费大潮冲淡节日温情
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文化内涵都被抽空了。我们离不开节日，不忍心看到所有节日都沦为购物节、吃饭节，我们需要在传统之中找回彼此交流的底气。<!--科技内页- 360*300画中画-->
我们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
西方节日来势凶猛，但硬要说它们像当年的坚船利炮那么可怕或许有点夸大其词。西方世界的节庆文化虽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开始萌芽，其真正壮大则是在基督教君临天下之后。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用儒学经典在中国传播圣经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四个多世纪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节日却没有得到有力保护。1949年以后，大多数节日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废除，幸存下来的也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节被列入了法定节假日。1949年以来我们的全民放假日只有7天，直至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才增至10天。这样的水平与中国宋代的69天、日本的15天、韩国的16天、澳门的22天和美国的23天相比，明显过于低下。传统节日的被贬与洋人节日的嚣张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戏剧化的景象。
出生在20多年之前的人还依稀记得每天翻页的老皇历上详细标注着的时令和节日的日期。翻开当下的很多日历，传统节日只剩下了春节。中秋、元宵花灯、清明祭祖、端午悼念、七夕乞巧、重阳敬老、上巳(三月三日)、夏至、中元、冬至、腊八、祭灶等重要的节日都从日历上消逝了。同时消逝的是农业祭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驱邪禳灾等特殊仪式。那些有着上千年辉煌和浪漫的仪式，后人难道只能在古籍中体验？
不能否认传统节日如今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成分，但如若将之视为敝屣立刻投入洋节的怀抱无异于挥刀自宫。节日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调剂，更是维持民族认同感的纽带。有趣但也让人不爽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即9月28日，我们自己却有意回避这一天。
为什么洋节大行其道而传统节日冷冷清清？学者们认为这是文化自轻和自我殖民。近代历史留给国人的不止是无尽怨怒，还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与挨打成了人们对近代历史的习惯性总结，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数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人类本身只是进化树枝上一个偶然分杈，人类历史背后的如铁规律不过是人类中心论调支配下的一种癖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无法避免的归宿，更不可能成为解救人类的“上帝之城”，相反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侵略性对人类“文化生态”的打击却可能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看上去有点在劫难逃的境遇中，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实都被抽空了，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而变了味道。比如圣诞节到了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消费日，或者时尚标签，不至于对中国传统节日造成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我们自身，像中秋节这样温情的节日，却成为月饼商人炫技卖乖的秀场和无良政客们腐败和投机钻营的通道。
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节日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
节日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规定着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并以仪式化的方法维系着人与传统的关系。在全球化想象共同体下，人类的许多价值都在趋同，而节日可能是保持人们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了。维护传统节日，并不是要以一种简单的排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来抵御圣诞节等洋节的“入侵”，并御洋节于国门之外，而是要防止全球化浪潮所造成的民族文化价值的空壳化、商业化倾向。
即便我们早已丰衣足食，奔跑在小康的大道上，不再期待春节海吃胡喝一顿，甚至可以随时去亲吻欧洲的空气，东京的潮流，纽约的时尚，香港的迪士尼，但我们对于节日的渴求仍然处于某种饥渴状态——圣诞，元旦，情人节，元宵节，万圣节，中秋节，春节，愚人节，重阳节......时下节日之多堪用洪水猛兽这个词来形容，但人们对于节日的钟情并没有因为进入“娱乐至死”的诸神狂欢年代而有所消解。我们仍然有着绝对超全球化的姿态，对于传统的、舶来的、自定义的节日都乐此不疲，兼收并蓄。
让社会学家们不安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传统节日已呈末路狂花之势，而舶来的节日却甚嚣尘上，如此的此消彼长，自然会引发知道分子们振聋发聩的“保卫春节”宣言！
“所谓节日，就是大家在这一天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心中的烦恼，高高兴兴地欢聚一堂。唱唱歌，跳跳舞，更少不了吃点喝点。当然，对于我这种不爱凑热闹的人来说，过节更是一个读书的好日子。”沈宏非写过一篇《过节》，文章开宗明义地谈论节日的精神意义。
这样的解读有些平淡如水，歌舞升平，有华丽的精神意义，惟独缺失正面临着欲望消费冲击的物质意义，难以穿刺节日在中国的内核，对于喜新厌旧的中国人来说，节日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伴随着全民超女或周杰伦口齿不清的歌声在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前的节日意义与今日之意义绝对不可同日而语。随便找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都会告诉你春节的意义是可以穿新衣，吃大鱼大肉。问问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会告诉你春节的意义是放鞭炮，春节联欢晚会，回家过年。再问问80年代后，他们会告诉你春节的意义是relax，旅游，打机，收压岁钱。
当全球都戴上一顶滑稽的圣诞老人帽子时，也隐喻着中国节正处于日益式微之势。我在Google上搜索到的中国重要传统节日有20个，包括中和节(二月二)、上巳节(三月三)、天贶节(六月六)、夏至节、七夕节、冬至节等，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些节日的名字都鲜有所闻，更不用说参与其中，逢节必乐。
所以，专家们很焦虑，觉得现代人已经遗失了传统。因为这些节日与我辈中华传人、龙子龙孙们都有着传承的渊源，例如与日月时令交会有关的春节、立春、元宵节、中和节、上巳节、清明节、天贶节、夏至节、七夕节、中秋节......而正月初七的“人胜节”、四月初八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元节(鬼节)”和十月十五的“下元节(水官大帝诞辰)”则来源于中国的传说、神话和宗教。
由此从根源上分析，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乃至传承发展，都植根于千年的农耕文明，亦符合专家们慷慨陈辞的三大特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历法为其刻画出具体的时令节点；中国人至为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排除了这些时令节点之于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韩国旅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