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目录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一、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 本文目录
一、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不可否认，在现代韩国社会，昔日儒教的统治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韩国为继承传统，传承儒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教育入手已成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个人生活”中，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的教育。“社会生活”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向学生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
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韩国人旅游
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过去是必修课，现改为选修课。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自主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韩国著名儒教学者宋荣陪认为，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论，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道德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为追求物质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严。韩国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跳江自杀，自杀后社会还为其举行隆重葬礼。不少人觉得纳闷，问其原因，原来是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自杀是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与“推己及人”思想，明确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里，两者均不可偏废。三、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处，但和睦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极为重要。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韩国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韩国仅在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的资金(约4.5亿美元)。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不久前，记者与一位韩国朋友聊天谈起电视剧。他说，有一次到中国出差，看了一部关于爱情的电视剧，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剧中出现的第三者，不仅没有破坏他人家庭的羞耻感，反而感到自豪。在书店里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些描写“一夜情”的书竟然排在前几位。他说，在韩国也有反映第三者的作品，但这种人受到社会的鄙视，根本不敢嚣张，“你们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颓废文化的入侵啊！”
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共同警备区》、《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在世界的占有率节节上升，其“天堂”、“传奇”、“千年”等游戏也处处可以看到儒教伦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韩国把这些出口创汇的文化产业均称为“孝子产业”。儒教的“孝”在韩国已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目前，韩国已计划到2007年，把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提高到5%，使韩国进入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的行列。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去韩国旅游。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已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孔子在他们那的影响力也十分的巨大，特别是他们在教育中也深化了儒家思想。本期的民族文化，为你解析。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韩国旅游资源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已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韩国岛屿旅游
1、“汉江奇迹”的产生并非偶然，朴正熙政府的正确引导是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学者在对韩国经济发展及现代化的研究中，从韩国人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深刻揭示“汉江奇迹”背后的思想基础。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韩国现代化的呢？
2、 1948年韩国立国之时，街景凋敝，一片残破。此后十余年，出于赢得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考虑，美国为韩国的经济振兴大量“输血”，但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然而，当上世纪60年代美援逐渐撤出后，韩国的经济却开始起飞，创造了3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近10%的“汉江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试图探寻韩国崛起的原动力。一时间，儒家文化与韩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3、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并无定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官方儒学教育机构的出现，儒家思想在朝鲜逐步得到传播，政府派往中国研习儒学的留学生亦日渐增多。788年，新罗仿效中国实行科举制，熟读儒家经典成为希望为官入仕者的进身之阶。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进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学迅速升级为朝鲜的治国方略。
4、 1961年5月16日凌晨，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了国家权力。朴正熙政权治下的韩国选择的是一条“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特征为少数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垄断决策权，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广泛干预经济。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价轰轰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独裁集团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为什么此时却默默地接受了朴正熙的威权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李承晚之后的张勉政权，其“民主=无政府主义”统治下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状态，让韩国民众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儒家倡导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李朝的500年间，朝鲜统治者就是依据这样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国治民，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而后，虽有日本宗主国观念的广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观念的潮水般涌入，却均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地位。正因为如此， 1960年—1961年的政治动荡，才能够成功地唤醒沉积于韩国民众心中对稳定和谐的向往，并促使他们长时间地支持朴正熙领导下的发展型威权政权。
5、如果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韩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了外部保障，那么有目共睹的教育进步，则是“汉江奇迹”的内部动力来源。儒家堪称敬学尚贤的典范，“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主张便是明证。在韩国，这种久远的.教育观渐渐内化为朴素的“卖掉黄牛也要送孩子上学”的尊师重教之风，并最终成就了教育事业的腾飞。朴正熙上台后，积极推行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在他统治期间，韩国初高中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至1965年，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已超过15%，仅次于国防预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今后的人力资源，培养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1963年，依据《大韩民国教育法》“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原则，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义务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7年，《职业培训法》出台，职业培训活动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产业教育振兴法》修正案问世，引入了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1976年，颁布《职业培训基本法》，逐渐将职业培训的对象由技工和教师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和不同人群。通过上述举措，韩国廉价高素质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6、在韩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点点滴滴：孔子崇尚“一箪食，一瓢饮”、“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节俭生活。这种节欲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韩国人的理财之道，引导他们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而由此带来的高储蓄率是韩国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所需资金的重要保证。韩国威权政权有力地掌控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方向，微观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则更多地依靠单个行为体的自我约束。正是在此处，儒家的义利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规制作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评价标准，有效地抵制了资本积累初期的非法敛财的冲动。由于大多数商人恪守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韩国经济得以较为有序地运行。
7、在韩国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历程中，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孔孟始终强调君子应有仁爱之心，不仅要“亲亲”，更要“泛爱众”。朴正熙巧妙地将儒家的仁爱说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认为应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营造家庭般的气氛，发扬亲如兄弟的友爱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关系。很多经营者响应朴正熙的号召，着力凸显企业主与员工间友好相处的重要性。比如，创立于1947年的LG集团坚持倡导企业内部的“人和”与“团结”，劳资纠纷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
8、 199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韩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很多人激烈地批评儒家思想助长了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商业上的家族经营，认为应彻底予以抛弃。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批评者决不能对危机爆发后韩国公众自愿捐赠200多吨黄金和倾其所有购买国货的爱国行动视而不见，此举与儒家思想提倡的集体主义不无关系。同样，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对韩国“起飞”起到的推动作用。马颖、周剑麟两位学者几年前曾撰文指出，“对具有韩国特点的现代化产生最持久影响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谓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