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目录哪位知道儒家的旅游观古代韩国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一、哪位知道儒家的旅游观1、法国旅游学家弗朗索瓦·韦拉曾把亚洲的主要旅游国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航空和港口交通枢纽以... 本文目录
一、哪位知道儒家的旅游观
1、法国旅游学家弗朗索瓦·韦拉曾把亚洲的主要旅游国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航空和港口交通枢纽以及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得天独厚的通道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另一类是工业国家，如日本；第三类是拥有特殊旅游资源的国家，如泰国。韦拉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很显然，中国属于其中的第三类。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奥，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中国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文化，"旅游"在中国自有其生成、发展的土壤和历史。
2、如果说，在中国哲学的诸子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那么，在中国旅游的诸子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旅游文化影响最大的也是儒、道、佛三家。正是这三家各执一端的旅游思想，能糅合各家，以其各自的文化风格影响着中国旅游文化，组成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线索，给中国旅游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
3、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旅游观对于中国人民的旅游活动产生了至巨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旅游观可从近游思想、远游思想、重民传统和尚古意识四个方面认识。
4、就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而言，中国人有着安土重迁，不喜远游崇尚近游的思想。这可从中国民间的俗语"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中反映出来。这是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内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地阻抑了中国人旅游的动机，它发源于儒家。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而从宗族血缘关系来看，孝悌是为仁之本，提倡孝悌，注意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上也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形殆。"儒家之提倡近游，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正常死亡和伤残现象，从而实现其"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和"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仁政思想。这种近游观的出现，与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在生产水平尚很低下的时代，劳动力很宝贵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5、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是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儒家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远游的作用，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对于为他而纷至沓来的客人的欢迎词，也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良性指导。孔子还将游览视作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路，他认为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所以儒家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和基本的形象特征。这用意很清楚，他们给所有的人规划了两种自我实现的途径：当孝子或当忠臣。为家庭或为国家。前者的奋斗目标在于使家庭幸福，后者的奋斗目标却是为国家太平。由于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是身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因此，在儒家学说中，为父母做牺牲和为君国做牺牲，都属于仁人志士。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旅游史上为什么近游理论较远游理论同样发达，探险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样受我国人民的重视。
6、研究儒家思想的人便会发觉，儒家的"与民同乐"、"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渗透在中国旅游文化之中。在《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关于与民同乐的论述。孟子认为，贤者与民同乐，故能乐其乐。而不贤者虽有池沼等游乐对象，因其不能与民同乐，故快乐难以持久。他引用《诗经》中赞美文王的"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的有关句子；和《尚书》中所引夏朝民众仇恨商纣王独乐的民谚，从正反面举例说明"与民偕乐"和"独乐"的区别。以此来启发和讽刺梁惠王。
7、一部中国旅游文化史，始终贯串着这一重民传统。这种把发展旅游和实施仁政结合起来，通过旅游来体现仁政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文化的建设、旅游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种"与民同乐"思想的薰陶，产生了一大批将仁政实施与旅游开发结合进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他们把旅游看成政治的一部分，他们不肯脱离政治来谈旅游，在借旅游怡情的同时，又考察民情。重民传统也表现在历代帝王不敢肆意远游上，凡置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于不顾，而一味远游的君主，无一不受到民众的遗责。
8、珍惜自已民族的历史，爱护先辈留下的遗迹，在文明的世界里，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这传统尤以中国为突出。在两千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多次表白他崇拜古代文化：他认为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尧舜统治时期也向往不已。他描述自已的立身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旅游文化就是在这种"信而好古"价值取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者欣赏口味方面，这种特点体现得异常鲜明。就旅游点的建设来看，中国古人对于开辟自然风景游览点的兴趣，远不如建设有古迹的旅游点浓烈，他们对于保存古代旅游文化有着极为强烈的责任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象中国这样富于历史责任感，这样重视旅游史料的保存，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严肃地记载着他们开发旅游资源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山水美的认识，这都可以从历代留下来的各风景名胜的碑刻史料和有关山水名胜的各种山经地志中感受出来。
9、克已复礼、兴灭继绝、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可以说这四句话大致概括了孔子的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讨论中，谁也不曾否认孔子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由于大一统的儒家思想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给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带来了很多独具的特点，如尚古重文、兴灭继绝的文化意识，就曾对我国的旅游文化带来良好的影响。鸟瞰中国的旅游文化史，重视修志，保存真实的史料，以供来者参考，实在是我国古老而又绵延不断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一处名山大川没有人为之撰写志书的，一些不出名的山水名胜也因有旅游者的游记而传世。
10、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他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与孔子开创的注意道德价值的旅游观--"比德说"相左的，是老庄开创的注重个性情感的旅游观--"情感说"。与儒家同时代生衍，并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的消极出世态度书写了另一种逍遥自在的去追求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审美文化。
11、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儒重治世，佛重治心，道重治身，而"道"是老子和庄子建立的最高哲学概念。由于老子和庄子都推崇"道"，所以后人称之为道家，而真正将老子之道发展到顶峰的以形成道家正统地位的还是庄子。同时，庄子之道与旅游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庄子之"道"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特殊形式，随中华文明而渊源流长，同时它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泛波，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领域有着血肉亲缘的关系，其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均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12、庄子是我国先秦时代著名的旅游大家，他一生酷爱自然，相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念时，庄子认为道即美，无为即美，无为即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应采取直接体验的同步方式，即庄子所说的"乘物以游心"的直觉体验方式，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天地自然与人契合的旅游。
13、"游"在《庄子》中频频出现。据统计，除人名如"子游"外共出现99次，它有四种含义：（1）游泳。如"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天远》）。（2）游戏。如"问谷奚事，现博塞以游"（《骈拇》）。其中"博塞"就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游戏。（3）自如运用。如"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矣"（《养生主》）。（4）游历。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子贡南游于楚"（《天地》）等。其中，前三种意义的"游"在《庄子》中只了现了7次，而"游历"的"游"则有92次之多。可见庄子对旅游的钟爱。他抱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人生态度，风尘仆仆于齐、楚、魏等国，行踪飘忽于山川林间，钓于濮水之滨，游于濠梁之上，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旅游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悟。《大宗师》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大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观乎天地之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旅游。庄子认为，"观于天地"的旅游能使人生境界"天人合一"，优游自在，无挂无碍，并能领略"天地之美"的无限风光，也是庄子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
14、庄子时代之所以重视游历活动，是由于当时文化思想交流的媒介极其贫乏，用以记录个人思想成果的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这就给思想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因难。因此，除聚徒授学外，周游列国就成了诸子百家为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想到的既方便又快捷的途径。《庄子》书中记载庄子所游之地就有楚、鲁、卫，匡等。总之，社会游历活动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风习，这种风习在张扬主体思维成就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陶冶了主体的性情和人格。
15、在研究老庄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总感觉出在道家学派中，老子是把"至美"和"至乐"作为"游"的最高志趣，庄子则更主张"乘物以游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称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天和"。他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从仁义礼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在庄子整个光怪陆离的思想中，最能显现他个性至情的，是他"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间，顿成异观"的"逍遥游"思想。这与他看破红尘，想遁于世外，以求得自然之性的人生观相一致。"逍遥游"是庄子提出的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特殊范畴和特殊概念，它既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要求精神解放的抽象概括，又是庄子本人思想性格的抽象体现和庄子旅游的行为纲领。在本质上体现着旅游与哲学的高度统一。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旅游山水美学，已经从具体的审美经验，开始上升为抽象的科学理论。
16、"逍遥游"是庄子对"游"和"旅游"现象的高度哲学抽象和理论概括。而这种"逍遥游"是指精神与行为的自由，是摆脱当时社会现实所加给人们的各种枷锁的绝对自由，是在幻想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游于玄境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邀游。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其哲学的现实土壤便是旅游。这种精神遨游是由具体的旅游活动发展概括，飞跃和升华而来。而庄子"小知不及大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的主要是旅游获得的宇宙天地无限的信息和至高无上的感受，旅游是庄子得"道"的主要途径。
17、古代哲人和文艺家多强调"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这是达至精神绝对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条件，是走向精神漫游的第一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庄子之"道"与庄子之"游"是相融的，庄子之"道"即庄子之"游"，庄子之"游"即庄子之"道"。他用来论道的游，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一种抽象的旅游思想和旅游理论之游--即顺物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在抽象的"游"论"道"中，旅游的自然天放和畅神自娱的特征被作为"道"的原则贯穿于庄子"道"论的整个观念体系中，旅游在庄子"道"论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一）旅游把天地万物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客观上启迪庄子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探究万物的本源，本性和宇宙的根本等哲学问题，从而论证道的本原性；（二）旅游"自然天放"的特征为庄子"道"论的自然本性提供思维原型。可以说，"道"的创生得之于旅游的启示，"道"也就必然保存着旅游的特征和痕迹。它是庄子旅游的物质载体，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受"道"的支配。韩国春节旅游
18、虚静是庄子之道的特性，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本"，那么，受庄子之道的熏陶和影响的庄子旅游自然也以虚静为纲，用庄子的话来说，叫做"退居而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庄子以寄意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为旅游最高境界，以产生虚静的心境和超脱物外的解脱之感为旅游最终目标，以能聆听风壑万籁之声，体验四时变化之景，洞穴探幽等为最佳旅游环境，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庄子崇尚虚静的旅游方式和旅游思想。
19、庄子是中国旅游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玄远淡泊的逍遥旅游思想，给予后代啸傲风月，翘首天外的隐士游客和失意宦场，徜徉山水的士大夫们的极大的心灵慰藉和旅游模式示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正是陶渊明返朴归真情趣的抒发；"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度鸣禽"的病愈见生机的描绘，正是谢康乐郁郁不得志情绪的沉吟。忙于世俗的人如果能象庄子那样，外观于物，内省于心，就能跳出尘俗，顺应自然，返朴归真，进入逍遥游的境界。
20、作为中国古代道家旅游理论的创始人，庄子的旅游贡献不仅在于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旅游，提出一系列的旅游主张，而且还在于他难能可贵地对旅游现象本身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特的旅游理论体系。如果说中国旅游文化传统是流，那么，凝聚于《庄子》中的旅游思存和旅游理论就是源。庄子实是开启了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中的道家一维，这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奠意义。
21、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佛教文化对我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旅游资源历史之久，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是中外驰名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通常只看到较低层次的佛教表面现象的某些侧面，所以一讲佛教，有的人认为就是烧香求神，磕头拜佛。其实，佛学的严密性及其教规教仪的规范化使佛教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一次佛教之旅，应多上些人生的净化，多一些思辨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求签算命，东张西望或前呼后拥。
22、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兵荒马乱，苦海无边。佛教以其大慈大悲、普济众生、因果报应、彰善惩恶的教义赢得了各层次人群的信仰。加之上层社会人士出于"家弃章句，人重异术"的文化心态，所以也乐于交游佛教徒。玄学与佛学共向交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3、佛教哲学与道教哲学一样，都是宣扬出世的哲学，其基本精神是老庄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所以游方问道在佛教界有着悠久的传统。佛教有一部流传极广的大乘经典《华严经》，该经的《入法界品》介绍了广善财童子从文殊菩萨处发心问道，继而百城烟火，前后参访请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终于证明"华严法界"的生动事迹。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徒以善财童子为榜样，通过"西行求法"游方问道、朝礼山胜迹的活动，促进民间旅游活动的成长和发展。
24、中国僧侣的游方是受佛陀"游行教化"传教方式的启发而形成的。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充满了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彻底摆脱生死痛苦，进入超脱生死的境界。为了脱离苦海，不少佛教徒不远千里，到异国他乡寻找真经。早在东汉中叶，中印佛教徒就开始交往。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佛经的历史记载，生动地反映了伴随着佛教传播而兴起的旅游活动。自那以后，不断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来我国译经传教。如安世高、安玄、竺佛朔等等。他们博学多识，孤身远游，在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带来了异国他邦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僧人寻求佛法，朝礼圣迹的热情，形成了持续千年的"西行求法"运动。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或走陆路，或行水道，"轻万死以涉葱河（今新疆一带），重一言而之萘苑（泛指印度）"。其人数之多，路程之远，行旅之艰，历时之久在古代旅游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显、玄奘、义净等最为著名。他们每到一地，即寻访名师，学习佛法，并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学成归国时带回大量的经籍图像，并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撰写的游记性专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有四个字，叫"千载一时"就是说历史虽已过去，但"已作不失"，众业所造积淀不来，成就了我们的今日。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以后，就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有独特结构和气象的中国佛教。
25、在自然山水中居静修行，清淡佛理的旅游一向在僧侣中十分风行。"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出家人云水一身，无牵无挂，以参访善知识，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为务。他们崇尚自然，素用山水点缀神形，并将优游山水，品味山水和在山水中切磋玄理，发挥禅理，发展为名僧的一种风度。他们又为深山幽谷，万仞高崖，大漠石窟，江心孤屿僻静海滨，幽深郊野是佛游的理想之处，佛教徒的参方活动虽有其特定的意义，不能与旅游活动划等号，但是，如果对参与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却又不难看出它与旅游活动的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徒的旅游的确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是佛教旅游胜地的建设者。环顾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地，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古联有云："世间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高僧大德所作的贡献及其艰苦的创业精神令人钦佩！
26、佛教徒通过交游，佛学与玄学，儒学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旅游文化--禅宗。它随缘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的思想相联，又与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相通，特别与庄子避世、游世的思想相一致。三种思想的相容相摄，对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的开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7、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神秘、异已变成为理解、亲和，都表明人的山水意识已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都将人性美（或道德，或情感、）和山水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历代大量旅游文化作品表明，儒、佛、道这三种旅游观念事实上都在影响和促进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
28、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的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圣人舜以其巡游的方式揭开这一行程的帷幕以来的数千年间，在山川霞丽，风物壮观的中华在地上，不知多少华夏英杰，以其艰苦卓绝的旅游生活向世界展示过他们奋进勃发的英姿，也不知有多少炎黄子孙以他们无数的旅游活动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增添了瑰丽的一笔。是他们，孔子，老子，庄子，法显及许多旅游家，谱写出中国旅游文化史上绚丽灿烂的篇章！
二、古代韩国的儒家思想
1、孔子（或孔子）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 6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其著作是由后来两位重要的哲学家孟子（或孟子）和荀子（或荀子）发展和编纂的。这三个人物共同创造了哲学俗称儒家。其理想中最主要的是美德生活、孝道和祖先崇拜的重要性。还强调仁爱节俭的统治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地位的必要性，内心道德和谐的重要性及其与物质世界的和谐的直接联系，以及统治者和教师是更广泛社会的重要榜样。他们必须仁慈，才能赢得民众的喜爱和尊重，而不是武力行事，这是徒劳的。因此，当遵循儒家原则时，政治倾向于关注亲密关系而不是制度。
2、儒家的另一个核心支柱是个人的道德和谐与宇宙和谐直接相关。一个人做什么，会影响另一个。例如，糟糕的政治决策可能导致洪水等自然灾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就是肉体与道德直接相关的一个例子。这种想法的结果是，就像只有一个宇宙环境一样，只有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正确的政治制度。如果社会失败，那是因为神圣的文本和教义被误解了；文本本身包含了道路，但我们必须寻找并找到它。
3、等级制度、权利、责任、忠诚和责任感都是韩国***的重要儒家特征。
4、儒家阐述了我们都拥有的四种美德的重要性：仁（jen）、义（i）、礼（li）和德智（te）。后来又添加了第五个元素——信仰——它与土、木、火、金、水这五种元素（中国人的思想）巧妙地对应。再一次说明了物质和道德领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信念。通过说人人都有这样的美德，由此产生了两个想法：教育必须培育和培养他们，人人平等——“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
5、到公元前2世纪，儒教成为中国汉朝的国教。在唐朝（618-907 CE）寺庙，在所有行政首都建立在孔子的名字和经典的儒家文本的研究（如尚书，易经，诗经，和春秋）成为精英阶层每个成员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为希望加入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人设置的考试中接受了他们的知识测试。随后的宋朝更加重视儒学（公元 960-1279年）韩国旅游综艺。当儒家思想可能通过控制北方领土，特别是乐浪的中国诸郡，直到公元 4世纪，传给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朝鲜时，这种模式将重复出现。
6、公元372年，北朝鲜高句丽王国建立了孔子学院。公元 636年，新罗善德王后任命儒家学者入宫。不久之后，在统一新罗王国现在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国家儒家学院（Gukhak）成立于公元 682年，在公元 717年装饰有许多孔子和著名哲学家的肖像，专门从中国带来。公元750年更名为国立孔子大学。除了在家学习外，许多贵族青年被派往中国学习，在那里他们获得了进入和通过中国行政考试所需的儒家经典知识，并获得了宝贵的外交经验，可以带回韩国等。他们在那里的职业生涯。
7、公元 788年，韩国引入了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基于儒家文本的国家行政人员考试。这些论文中的问题主要基于《论语》和《孝经》，两者都包含孔子的对话和话语；尤其相关的是关于对上司的正确行为和态度以及人际关系对良好***的重要性的那些问题。到公元 11世纪，有 12所私立学院，称为十二议会（Sibi to)，进一步传播儒家思想。特别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老师，崔中（公元 984-1068年），被称为“韩国孔子”，并于公元 1055年建立了第一所私立儒学学校，称为“***学校”'（Kujae haktang）因为有九个研究领域。
8、***和教育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舞台，尽管也适用于家庭角色和责任，尤其是每个家庭内的家族神殿中的祖先崇拜仪式。然而，佛教仍然是官方的国教，萨满教和自然崇拜是主要的流行宗教，主要为下层和更多农村阶级所追求。
9、儒家思想的采用不仅表明古代朝鲜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元素，而且其孝顺和对上司的责任的原则使对中国一切事物的长期文化钦佩以及对其庞大和强大的邻居。作为回报，中国承认朝鲜为其中“绅士”在这里被称为“君子国”军姿，如儒家论语文本。
10、众所周知，儒家思想难以确定和阐述，主要是基于孔子本人最初的晦涩和含糊的简短格言，但统治者和大臣们努力将某些理想转移到他们的政治方法中。等级制度、权利、责任、忠诚和责任感都是韩国***的重要儒家特征。对固定社会种姓制度（例如新罗骨等级制度）的信仰也是如此，该制度被认为可以保持社区的和谐与平衡——“了解你的位置”的态度——以及更多无形和无法量化的信念，如可信赖、勤奋，和尊重。历史学家 Jinwung Kim总结了这些原则及其对韩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
11、儒家思想建立在家庭成员关系的理想模式之上，它要求君臣、父子、丈夫和妻子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以及五项道德纪律。儒家概括了家庭模式以及臣民与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在政治上，这些原则意味着一个村庄遵循受尊敬的长者的领导，公民尊敬被认为是国家之父的国王。概括到国际关系，中国皇帝是朝鲜国王的大哥。儒家思想是一种保守的哲学，强调传统、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服从上级以及对君主的认同。它把适当的仪式作为其主要美德之一，因此非常注意仪式的表现。在国际背景下，它构想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金，J.，187）
12、儒家思想不仅限于政治领域，其原则可以在古代韩国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中看到。在书画中，儒家原则的克制是一种尽可能争取的理想。在陶瓷方面，14世纪以后朝鲜王朝的白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严肃、有序和男性化的倾向，成为当时韩国精英的宠儿并被广泛使用并非巧合。在儒家礼仪中。
13、其中儒家主题是流行的另一种媒介是屏风画，尤其是代表8级中国人物的munja待办事项或儒教的美德。房子的建筑也可能是由于儒家原则，特别是认为男人和规定女性应该分开，两性，如果陌生人，应避免会议上，朝鲜王朝与不同领域的传统家园，因此设计了托管的客人和国内工作。儒家哲学也强调检视过去并从中学习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培养韩国人的历史感和民族认同感，如Samguk sagi和Samguk yusa等着名历史文本的产生。从公元 12世纪开始。
14、从公元 14世纪起，一种新的儒教品牌，即新儒教（再次起源于中国）获得广泛接受，损害了其他信仰，尤其是佛教。新儒家与其最初的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增加了一种信念，即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更高的目标。这一原则导致了国家考试资格的扩大，即使精英阶层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考试前多年经典学习的必要性。新儒家强调每个人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明确界定的等级角色，也导致女性的显着倒退。
三、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不可否认，在现代韩国社会，昔日儒教的统治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韩国为继承传统，传承儒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教育入手已成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个人生活”中，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的教育。“社会生活”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向学生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
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
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过去是必修课，现改为选修课。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自主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韩国著名儒教学者宋荣陪认为，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论，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道德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为追求物质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严。韩国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跳江自杀，自杀后社会还为其举行隆重葬礼。不少人觉得纳闷，问其原因，原来是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自杀是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与“推己及人”思想，明确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里，两者均不可偏废。三、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处，但和睦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极为重要。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韩国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韩国仅在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的资金(约4.5亿美元)。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不久前，记者与一位韩国朋友聊天谈起电视剧。他说，有一次到中国出差，看了一部关于爱情的电视剧，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剧中出现的第三者，不仅没有破坏他人家庭的羞耻感，反而感到自豪。在书店里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些描写“一夜情”的书竟然排在前几位。他说，在韩国也有反映第三者的作品，但这种人受到社会的鄙视，根本不敢嚣张，“你们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颓废文化的入侵啊！”
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共同警备区》、《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在世界的占有率节节上升，其“天堂”、“传奇”、“千年”等游戏也处处可以看到儒教伦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韩国把这些出口创汇的文化产业均称为“孝子产业”。儒教的“孝”在韩国已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目前，韩国已计划到2007年，把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提高到5%，使韩国进入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的行列。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韩国东海旅游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已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