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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旅游景点的日语小论文
检索方式：日本観光名所在谷歌的学术搜索上进行可找到大量文献
其中针对某个具体景点和某个具体观光对象进行研究的论文有：
[PDF]日光,箱根を対象とした観光地形成过程についての考察──観光资源,交通环境と初期段阶の外国人利用の差异に着目して──
地址：
而针对整个日本所有著名景点进行分析的论文有：
[PDF]世界遗产登録と持続可能な観光地づくりに関する一考察
地址：
这些可能都有参考价值，不知道你具体想找哪方面的，按上述方面再找找看吧。
二、日本文化方面论文
日本的文化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特殊性的东西，是一个社会综合的缩影。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摘要：姓氏文化是日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虽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日本人的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日本姓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宗教、风俗等重要文化现象。
研究日本姓氏对于日本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虽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日本人的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日本姓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宗教、风俗等重要文化现象。
中国人的姓氏起源据说可以追溯至上万年前对风、云、雷的崇拜。
传说中的女娲、伏羲为风姓，神农为雷姓，黄帝有云姓之称，等等。
上古时期，中国人姓和氏是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
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
男人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
姓、氏分开的制度在汉以后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姓、氏逐渐合流。
夏商周时期，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
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
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
先秦时期一般老百姓不准有姓氏，如变法的商鞅，本是卫国人，起先被称作卫鞅，后来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郡，从此改名为商鞅。
与中国姓氏制度相比，日本的姓氏产生较晚。
受中国汉文化影响，日本也以汉字取名。
公元四世纪中期，大和政权建立(中国南宋中期)后才开始产生姓氏。
氏指的是出身氏族，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如“臣”、“连”、“造”等。
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以区别氏族地位的高低，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仍是氏而不是姓。
贵族男子正规的称呼必须姓氏叠用，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公元四世纪末，大和朝廷统一了日本列岛南部，其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氏姓制度。
以大和朝廷的大王(即后来的天皇)为首，掌握着中央政权的贵族与隶属于朝廷的小国国王之间建立了有血缘关系的集团，这些集团被称为“氏”，一个“氏”就是一个贵族世家。
此时的氏并不只限于父系或母系家族，并非自然的社会集团，而是建立朝廷的中央豪族，以独占或世袭官职，借助朝廷对平民进行统治。
氏按照其职务、领地、居住地来命名，称为“氏名”，如“出云氏”、“忌部氏”、“中臣氏”(后来的藤原氏)。
掌握大和朝廷最高权力的大王家是当时最强大的氏。
后来，大王家对隶属朝廷的许多氏按与自己的亲疏、血缘远近和功劳势力大小分别赐予“姓”(カバネ)，这个“姓”不能算是真正的姓，只是表示地位、门第、职务的称号，类似爵位，属世袭，是除了皇亲外的贵族用来区分身份地位的标志。
当时的姓约有30个，其中“相臣”、“君”、“直”等赐给皇族及显要贵族的姓最具势力。
这时的氏表示部分家族血缘关系，姓只表示家族的地位尊卑，姓氏代表贵族的等级。
公元七世纪中期，大和国统一日本列岛南部，开始通过氏姓制度来建立自己的家族统一脉系。
公元645年，大化革新废除世袭称号，实施官位制，此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渐失去意义，在贵族社会只称氏而不再称姓，但姓仍是贵族的专利。
随着人口的繁衍，公元九至十世纪(平安时代)，大的氏产生出许多分支，出现新的称呼“苗字”。
苗字其实是一个家族从氏族本家分离出去后产生的新的姓氏。
此后氏、姓、苗字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
日语中“苗字”(みょうじ，也写作“名字”)是中文“姓氏”的意思，现代汉语的“名字”则是“名前”(なまえ)。
日语“氏”指的是氏族(氏名)，包括“源氏”、“平氏”和“藤原氏”，即古时曾掌握过政权的氏族。
武士阶层抬头以后，武士们的苗字越分越多，越分越杂，逐渐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姓。
在江户时代，很多商家把商号冠在自己的名前，逐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姓。
男性贵族姓名包括家名・苗字+通称・あざな+氏(ウヂ)或姓(カバネ)+讳(イミナ)，武士或平民的姓名构成则为：家名?苗字+名(相当于武士的讳，平民场合没有避讳一说)，如“织田信长”的完整姓名应该为“织田�正忠平朝臣信长”，其中“织田”为家名，“正忠”为通称，“平朝臣”为姓(カバネ)，“信长”为讳。
又如“德川家康”的全名叫“德川次郎三郎源朝臣家康”，其中“德川”是家名・苗字，“次郎三郎”是通称，“源”是氏，而“朝臣”是姓(カバネ)，“家康”是讳。
直到十九世纪，姓只限于武士、巨商和村里有权势的人。
此时的姓氏代表着贵族的等级，重要官职必须由特定家族中的人来担任，如征夷大将军必须由平、源两族担任，关白必须由五摄家担任。
“摄关家”实际上是藤原氏的五姓，即“近卫家”、“九条家”、“一条家”、“二条家”及“鹰司家”，又称“五摄家”。
“平源藤橘”即平氏、源氏、藤原氏、橘氏，实乃日本当时的四大贵族。
“平”、“源”两家实际上都是天皇宗族的分家，最有名的“清河源氏”就是起源于清河天皇的庶子。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幕府时期”，是武士阶层专政的时代，那时只有贵族、士大夫、富豪、巨贾和大地主才有姓氏，而一般庶民在暴政的钳制下有名无姓。
除了“佐藤”、“铃木”、“丰臣”、“北条”、“源氏”等当时赫赫有名的贵族外，其他2700万平民百姓大都是目不识丁。
为了满足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于明治8年(1875年)颁布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做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
1898年，日本政府制定户籍法，每户的姓这才固定下来，不得任意更改。
可见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一般平民百姓从来就是无姓无名，纵然有名也只是“诨名”，或仅以兄弟排行相称，如“太郎”、“二郎”、“三郎”，“一男”、“二男”、“三男”，等等。
明治以后突然允许一般百姓拥有姓氏的原因有二：首先，日本新政府立志改革，建设“文明开化”的近代国家，宣布“万民平等”以树立日本人的自立精神。
其次，方便户籍管理和激励国民。
日本的姓氏分为两类，即自古就有的和《苗字必称令》颁布后创立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繁、杂、怪、奇四大特征。
日本国家虽小，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据日本《姓氏的历史和谜》一书介绍，日本有13万余种姓氏，当属世界第一，比一些小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日本长崎景点
其中“佐藤”、“铃木”、“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占总人口的10%，有1000多万。
较具代表的姓氏有100个，普通姓氏3600个，其他属稀奇杂姓，如“一井”、“一木”、“一色”、“一尾”、“上下”、“和气”、“左右”、“前后”、“火山”、“热海”、“温泉”、“满身”、“小穴”、“瓶子”、“布袋”、“我孙子”、“早乙女”、“不入斗”、“一二三”、“五鬼肉”、“一尺八寸”等。
2.1“造姓运动”使得日本姓氏丰富而又稀奇
明治8年(公元1875年)，日本天皇下诏颁布《苗字必称令》，令全国的庶民在名字上加冠姓氏，并凭姓氏向政府登记申请户籍。
也许是对过去等级制度的嘲笑，日本人对于姓氏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姓氏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与保证，出现“造姓运动”。
大部分人取姓氏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此绝大部分日本农民取姓氏很随意，出现了大量五花八门、荒诞怪异的姓名。
其次，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祖祖辈辈都使用一个相同的父姓，日本人中不用父姓的占有不小比例，其结果是姓氏的数量不断增加。
最后，当时日本人对突如其来要求取名的政府法令无所适从，众多文化不高的平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一切所感所知所见所闻来为自己命名，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鱼虫，从职业、住所到自然现象等等都作为自己的姓，因此出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姓氏，如“百目鬼”、“九鬼”、“鬼首”、“我妻”、“新妻”、“我孙子市”、“我孙子”、“猪股”、“猪野”、“猪口”、“犬养”、“盐尻”等。
住家周围是稻田的农民就根据“田”的特征姓“田中”、“田边”、“藤田”、“吉田”，或“野中”、“藤野”，等等;家住河边的就姓“河边”、“河本”、“渡边”，或“川上”、“川口”、“川端”、“川崎”，等等;如果住在山脚下，户籍官就会建议他们姓“山本”，如此，“山上”、“山中”、“山下”、“山口”等不一而足;日本人中姓“松下”、“松本”的，其祖上老家的房子肯定是在一棵大松树下;“竹本”、“竹下”、“竹内”、“竹中”、“多木”、“芝木”等也顺此理用来命姓。
从日本人以上姓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农村;而姓“东条”、“南条”、“北条”、“九条”、“十三条”等的，一看便知他们的祖先可能是城市居民(町人)，住在或东或西、或南或北的某条(如九、十三条)街上。
这一类姓氏在日本的姓氏中最多，现在日本的姓90%来自地名，一般以居住的地理位置为姓。
居住在山上的平民就以山为姓，如住在山口的就姓“山口”，住在山上的就姓“山上”，住在山里的就姓“山内”，另外还有“大山”、“秋山”、“山本”、“小谷”、“冈村”、“松冈”、“川崎”、“宫崎”、“五十岚”等。
住在田中间取姓为“田中”，住在田旁边的就取名为“田边”，此外还有“田泽”、“本田”、“池田”、“武田”、“吉田”、“松田”等。
居住在沼泽地带的人则以“沼泽”为姓，如“大泽”、“宫泽”、“五十泽”等。
三、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优秀范文
日本历史文化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传说,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故事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1]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日记《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香川景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历史故事，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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