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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周树人除了鲁迅这个笔名还有什么笔名,分别是什么意思杏梅是什么意思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不和一、周树人除了鲁迅这个笔名还有什么笔名,分别是什么意思... 本文目录
一、周树人除了鲁迅这个笔名还有什么笔名,分别是什么意思
1、周树人（公元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4月2日为《新青年》写稿（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笔名之多，堪称我国著名作家之最，在世界伟大作家中也是极少见的。
2、笔者最新收集到的鲁迅笔名共计181个：
3、一字笔名有16个：卂飞树俟独洛干豫 L干敖隼旁迅直庚；
4、二字笔名有116个：翁隼唐俟旅隼朔尔家干苇索杜斐何干一尊余铭译者张沛阿二阿法苗挺直入明瑟罗怃佩韦周树周悼庚辰庚言孟弧封余荀继茹莼树人候堂飞斐冬华乐文洛文乐贲乐雯品音记者家斡宴教冥昭焉于黄棘梦文雪之常庚曼雪崇巽符灵康郁隋文越丁越山越侨越容楮冠鲁迅尊古游光遐观编者虞明豫才燕客霍冲孺牛L.S.丁珰丁萌士繇 E.L.及锋之达子明丰瑜元艮元期不堂中头中拉长庚公汗风声巴人龙刚尤刚且介且文史赉史癖白舌白道令飞自树许遐许霞鲁行迅行独立姜珂洛丈神飞敖者莫朕桃椎索士索子晓角动轩仲度华圉阿张豫山樟寿豫亭符买俟堂；
5、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齐物论唐丰瑜唐元期黄凯音戛剑生康伯（白）度隋洛文葛何德董季荷敬一尊朝花社编辑者编纂者纂述者杜德机何家干何家斡即鲁迅张承禄张禄如周玉才周动轩小孩子丰之余（瑜）韦士繇邓当世白在宣周树人周樟寿周豫才宓子章赵令仪某生者倪朔尔栾廷石孺子牛；
6、四字笔名有5个：宴之教者宴之敖者 ELEF旅沪记者楮冠病叟；
7、五字笔名有7个：朝花社同人中国教育社奔流社同人诸夏怀霜社译文社同人铁木艺术社旅沪一记者；日本必游景点
8、阿张、周豫才、豫山、周树人、樟寿：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
9、豫亭、豫才：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豫山”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2年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改名豫才。
10、树人：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1、鲁行：鲁迅在1907年他曾用过“鲁行”做笔名，“鲁”是因他母亲姓鲁，“行”是奋发勇进之意。
12、苇索、桃椎、符买：他有苇索、桃椎、符买等笔名，据《黄帝书》记载：上古时代有神荼、郁垒两位神仙弟兄，有捉鬼的本事，二人常在度朔山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并将一些无道之鬼用苇索绑起来喂老虎。根据这个传说，我国民间有了如此一习俗：在门上悬两块桃木木板，上荼神佘，符买二神大名，用来镇邪怯恶。这两块桃木，就叫桃椎或桃符。显然，先生以苇索、桃椎、符买为笔名，正表明他为民除害、声张正义的理想。苇索：“坚韧不折”义。桃椎：“驱邪除害”义。
13、雪之：鲁迅先生还有个笔名“雪之”，立意颇深。其时，教育总长章士钊赞美文言，反对白话运动，并以“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为例撰文立说，可惜，他把勇士的“士”误解为读书人，为此，鲁迅写了篇杂文，题目就叫《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并以笔名“雪之”发表，意思和文章相互通联：为三位被“误杀”的读书人昭雪。
14、俟堂：《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收汉魏六朝一七○件，隋二件，唐一件。鲁迅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
15、鲁迅、迅行：1907年又因鲁迅先生的慈母姓鲁，所以他取其母姓，又录“迅行”，取其“迅”字，含二而一，谓之“鲁迅”。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鲁迅”这个广为人知的笔名，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第一次使用的，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先生解析，“鲁”是他母亲姓氏，我国春秋时期，“周”与“鲁”是同姓之国，取“鲁”则在于纪念感怀母亲养育教诲之恩。“迅”原是他幼时乳名，又含迅捷进取之意，表明他誓与反动腐朽的旧时代彻底决裂，积极进取的鸿鹄之志。他的母亲叫鲁瑞。“愚鲁而迅速”是他笔名的主要缘由。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迅行”的含意是奋发、勇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16、唐俟：鲁迅读佛经抄古碑取笔名“唐俟”，意为“待死堂”。1918年5月15日，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17、宴之敖者：鲁迅曾用过“宴之敖者”这个奇怪的笔名，它源于：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进了北京的一个大院子，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治家时挥霍无度，月月亏空，家庭间的矛盾日益激烈。最后，鲁迅在家里竟连饭也吃不到，只得自备饭菜。鲁迅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多少无奈、痛苦和辛酸。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按周作人之妻为日本人。《铸剑》原名《眉间尺》，作品中的人物“黑色人”名叫“晏之敖者”，而“晏之敖”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18、孺子牛：为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他从自己著名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中摘取“孺子牛”、“孺牛”为笔名，意即坚持站在劳动者一边。
19、阿二：“阿二”原是旧社会统治阶级对下层拉黄包车车夫的贬称，他就选用“阿二”作笔名，意即坚决站在劳动者一边。
20、巴人：在发表不朽名著《阿Q正传》时，他取笔名为“巴人”，喻意十分清楚，即“下里巴人”。以示他对标榜所谓“阳春白雪”的封建正统文艺的嘲笑，坚定不移、立场鲜明的公开站在劳苦大众一边。
21、旅隼：为了向恶毒攻击他的政敌表示坚决回击、应战的大无畏精神，他用“旅隼”作笔名，“隼”是一种可以捕猎的勇猛的雄鹰，“旅隼”就表明自己具有搏击长空、克敌制胜的信念和勇气。
22、许遐：许广平的小名叫许霞，鲁迅干脆取“许遐”作笔名。
23、唐丰瑜、丰之瑜：针对文坛某些人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他又取笔名“唐丰瑜”、“丰之瑜”；
24、华圉：用“谜语”起的也不少，如“华圉”是隐“当时中国（华）是个大监狱（圉）”之意。
25、何家干：在与敌人斗争周旋中，鲁迅既沉着应战，又鄙夷幽默地对敌人进行辛辣嘲讽。当时，国民党的“检查官”四处伸出触角，寻查迫害鲁迅，可他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用“何家干”作笔名发表文章，嘲弄反动派及其所豢养的鹰犬：“你知道是何家所为？”日本箱根景点
26、隋洛文、洛文：隋洛文是“堕落文人”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遂取笔名为“隋洛文”、“洛文”以示抗议。鲁迅也用“隋洛文”作笔名，用以影射浙江党老爷许绍棣通缉他的罪名“堕落文人”。
27、公汗：1934年，叭儿狗纷纷狂吠，处心积虑地攻击、诽谤鲁迅是“汉奸”，于是鲁迅就针锋相对，巧妙的以“叭云汉奸”四字各一半组成“公汗”作笔名，戏弄、正告反动派及其奴才走狗：“你对这个‘汉奸’如之奈何”？
28、虞明、余铭：“虞明”、“余铭”系“愚民”之谐音。
29、韦士繇：“韦士繇”系“伪自由”之谐音。
30、丰之余：“封建余孽”义。他也用过“丰之余”，这是他对创造社人定他为“封建余孽”的反嘲。
31、康白度：他用过“康白度”（Comprador）作笔名，这是回敬林默讥他为“洋行买办”的即兴反攻。
32、晓角：是早晨报晓的嘹亮的号角，它是鲁迅生前所用的最后一个笔名，表明他晚年在病魔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间，仍念念不忘唤醒国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去冲破旧社会重重阴云霾雾，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奋勇斗争。
33、栾廷石：鲁迅先生写杂文曾用个笔名叫“栾廷石”，含有瞧不起栾廷玉之意。
34、诸夏怀霜社：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二、杏梅是什么意思
纺织巨子谢满棠的独子少亭和丫环杏梅相爱，谢满棠竭力反对，将杏梅赶出家门，又逼迫少亭和富家女婉莹结婚来挽救家族企业的经济危机。杏梅产下一子小宝，继母却将小宝卖给谢家。杏梅为生计拉黄包车做杂役，机缘巧合得到唐氏商会主席唐天一的青睐，唐力捧杏梅成为舞国皇后闻名上海滩。此后，唐谢两家在生意场上矛盾激化。少亭得知杏梅未死大惊，带出小宝和杏梅私奔，不料遇到谢满棠的堵截，少亭意外身亡，这让杏梅和谢满棠更加仇恨对方，杏梅决定嫁给唐天一借力打击谢满棠。上海沦陷，唐天一拒绝和日本人合作遭到暗杀。谢满棠也受到日本人的逼迫，民族大义面前，杏梅和谢满棠终于放下多年的积怨，敌忾同仇联手对付日本人，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族气节和中国人的尊严。
三、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不和
有瓜葛。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
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亲兄弟失和--周作人与鲁迅决裂真相(2)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日本成田景点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日本大阪景点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本文节选自《周作人传》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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